評價市場和政府各自的優點時，必須注意它們之間完全是相互依存的關係。特別是市場機製的運作與成功，深受與其相隨的政府行為性質的影響。這裏麵有種種原因——有些更明顯。
第一，很顯然，如果沒有法律對契約和特定權利的支持，市場幾乎無法運行——雖然有些責任是自動生效的(商業道德在合同式的市場交易的實現中起重要作用),但責任未履行時的訴諸法律，是交換和生產體係順利運行的重要背景條件。早在歐洲工業革命期間，市場機製的發展緊隨著能為商業和經濟活動提供安全的法律秩序的建立也就不奇怪了。再舉個不同類型的例子，不放在法律和秩序崩壞——那個軍人當政國家“應受的懲罰”——的語境下，就無法理解為什麽市場機製在當時的索馬裏表現出那麽脆弱。1992年索馬裏饑荒在很大程度上確實是市場機製崩潰的結果，但同時也是政府管理衰竭的產物。
第二，政府在發動和促進與市場相關的經濟增長中起主導作用。這在像德國和日本這樣的成功資本主義國家的曆史上被大量研究過。更近一些，在解釋所謂的“東亞奇跡”時——東亞新興工業化國家和地區獲得的巨大成就(尤其是韓國、中國的台灣和香港地區、新加坡以及最近的中國大陸和泰國)——政府的作用備受關注。根據經濟理論很容易理解政府的作用——尤其涉及經濟啟動時的困難，它與“市場試錯”(交易前關於市場價格的談判，同時導致生產決策)的困難、規模經濟、技術外溢的重要性、整體技術結構性質等因素相聯。一個積極的國家對先期市場機製的培育，不會阻礙之後的市場發揮更獨立的作用。
第三，即使是正式的市場機製成果理論也暗含著對政府行為的極大依賴。以福利經濟學的基本法則為例。第一條法則顯示，在給定的一些條件下，任何競爭性的平衡都是符合帕雷托效應的，它比第二條法則更少受人注意，因為帕雷托效應下的分配可以是極不平等和徹底令人厭惡的。另一方麵，第二條法則顯示在一些相對更嚴格的假設下(包括缺少重要的大規模經濟),任何帕雷托有效配置對一些價格的確定和資源的初次分配是競爭性均衡的。如果帕雷托效應被視為社會整體最優的必要條件，就必須——在假定的框架內——能通過競爭性均衡保持社會資源的最優配置，倘若資源的初次分配被合理地確定的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