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學習其他國家和地區的經驗時，把我們的因果“理論”與對案例真相的了解結合起來也是至關重要的。市場和貿易對經濟擴張的重要性，長期以來就是主流經濟學理論的一部分內容。甚至在亞當·
斯密(1776)對國民財富"原因"的經典分析中就已明確提到這個問題。近來貿易增長理論的複興凸顯亞當·斯密本人亦特別強調的兩個重要問題，也就是，(1)規模經濟的重要性，(2)技術構成和人力對財富創造的影響。重點的改變在解釋“東亞奇跡”以及它與印度和其他國家的關係時非常重要，不再強調主要根據已知的比較優勢(傳統的“李嘉圖學派”強調的重點)獲取交易利潤。
越來越多的人認識到規模經濟的作用和重要性，這也極大改變了自20世紀60年代以來一度流行——在印度和其他國家——的封閉式計劃經濟的思想基礎之一。采取經濟獨裁是基於對出口的消極主義，它使印度和其他國家的經濟計劃者們尋求更內向的經濟發展模式，以在國內生產所有需要的產品為目標。將“比較優勢”作為有利可圖的貿易(取決於不同的要素比例，天然條件等)的真實來源，這種集中且普遍的觀點無法說服那些分析家們，他們傾向於懷疑貿易擴展的可能性和低估從貿易中獲得的實際收益。閉關自守通常並不是一種高呼拒絕貿易的政策，而是悲觀地認為貿易機會十分有限的結果。
隨著貿易理論的重點從李嘉圖的比較優勢論轉變為亞當·斯密的規模經濟論，貿易擴張的局限被重新大量闡述，出口消極主義的理由遭到猛烈批判。貿易限製條件不再被看作受要素比率和先天條件的不同所抑製，國家由於閉關自守而喪失的，還包括運用規模優勢和來自專業化的成果進行勞動分工形成的效率優勢。印度經濟規劃中需要徹底改變這種情況，這既是基於現代發展理論的原因，也是由於一些經濟體的實踐經驗——比如那些東亞經濟體——成功運用了經濟發展中的貿易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