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朋友夏洛克·福爾摩斯的性格與眾不同，因此我在跟他交往時也難免受到影響：雖然他聰明過人，思維敏捷，條理清晰，平日總是衣冠楚楚，但生活習性卻很糟糕，與他同住的人確實需要好性子。就我而言，在這些方麵倒沒有太多挑剔。因為想當初在阿富汗戰場上時，我的生活也是亂七八糟的，再加上我的性格隨意又有點懶散、粗心．確實與醫生的職業不太相符。但即便如此，當我發現有人把煙鬥放在煤筒裏，把煙葉放在拖鞋上，用折刀把一些還沒有回複的信件釘在壁爐上時，還是覺得很不舒服。
除了這些，我從來認為手槍應在戶外練習，而福爾摩斯卻恰恰相反。當他來興趣時，便會坐在扶手椅上，輕叩微力扳機，用一百發標準打靶子彈將對麵的牆壁打得凸凹不平。這既不能改變我們的室內氣氛，又不能改善房T的外觀。
刑偵遺物與試驗用的化學藥品充斥了我們的屋子，而且經常會在令人意想不到的地方出現，比如裝奶酪的盤子裏，或其他更令人尷尬的地方。
除此之外，最讓我苦惱的是處理他的文件。他不喜歡銷毀文件，尤其是那些與他辦過案子有關的文件，總要每一兩年才去認真整理一次。正如我在一些零碎的回憶錄中提到的一樣，隻有當他熱情高漲，思如泉湧地成功破獲大案之後，才會有興趣和精力去歸納它們。但這種熱情通常保持不了多長時間，隨後很快便會置於一邊了。這時，隻有小提琴和書籍與他為伴，除了在沙發和桌子間必要的移動，他幾乎哪兒都不去。就這樣日複一日，年複一年，文件越來越多，幾乎布滿每個角落，而且除了他，沒有人敢碰它們。
有個冬天的晚上，我們在壁爐旁烤火時，我終於忍不住建議，可否等他把案件摘要抄到備忘錄上後，我們用兩個小時徹底打掃一下房間，以便稍稍好住一些。他沒有拒絕，但也顯得有些不快，並轉身進了臥室，不一會兒拖著一隻大鐵皮箱子走了出來。他把箱子放在地中央，坐在箱子前的小板凳上，打開箱子。箱子中的文件都用紅繩子捆著，大約占了三分之一的空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