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38年，司湯達的長篇小說《巴馬修道院》寫成了，他貧困寒磣，將這部書廉價賣出5年的版權。
一天，巴爾紮克看到《立憲報》上刊登了《巴馬修道院》中的一章，讀到描寫滑鐵盧戰役的章段，不禁為其精湛的描述拍案叫絕。
他給司湯達寫了一封信，信中說：“我簡直起了妒忌的心思。是的，我禁不住自己一陣酸醋上心頭，我為《軍人生活》（我的作品中最困難的部分）夢想的戰爭，如今人家寫得這樣高妙、真實，我是又欣喜、又痛苦、又著迷、又絕望。”
但是，巴爾紮克對司湯達的欽敬之心還是戰勝了“妒忌”之意。第二年，他寫成了長篇評論《司湯達研究》，高度評價了其傑作《巴馬修道院》。
巴爾紮克的這種做法，在文人相輕的社會裏，人們是難以理解的，受到了不少人的非議。批評家聖勃夫競誣蔑巴爾紮克說：“一定是受了司湯達的賄賂。”
而巴爾紮克心中卻坦****，對造謠中傷之語不屑一顧。他向世人宣告：“我寫那篇談論貝爾（即司湯達）的文章，是大公無私、誠心實意的。”
這是司湯達所未預料到的，得到這位“最高的評判者”的推薦，真是喜出望外，他原來以為《巴馬修道院》這部小說要許多年才會為人們所理解。司湯達立即複信巴爾紮克，向他致以真誠的謝意，還求教了創作上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