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無處不尷尬。
1978春天，經過嚴格的選拔考試，在殘酷的競爭中，我終於由民辦教師轉正為公辦教師，由國家統一分配調到一所陌生的中學去任教。或許因為是民師轉正無正式文憑的緣故，學校對我並不信任，把初中二年級最差的一個垃圾班交給了我。人們稱之為垃圾班，無非是因為這裏聚集了全年級最差最難纏的學生。可當時我並不了解這些情況。滿懷著轉正後對工作的熱情，對新環境新生活的向往，我走進了教室。還沒等我開口，幾十個孩子一起擊打桌凳，大喊“民辦民辦！”。我頓時麵紅耳赤。艱難地上完第一節課，我頭腦轟鳴地走回辦公室，還沒站穩放下教本，便有老師驚呼，原來他們發現我的罩衣後背上不知被誰潑了一團深藍的墨跡。
八十年代初，流行名作家到全國各地講學或進行各類文學交流活動。有一次著名女作家陸星兒到市工人文化宮講學，我在百裏之外的鄉村中學聽到了這個消息，興奮得徹夜未眠。第二天四點多鍾就邀了學校幾位文學愛好者踏著深秋的寒霜跑步到汽車站，擠上車，一路顛簸到文化宮，天方大亮。來得是早了點，會場的大鐵門緊緊地鎖著，我們幾個人頂著滿頭的霜花，不停地跺著腳驅趕寒冷。我們在饑腸轆轆中等到八點半，門總算開了。可我們並不清楚城裏機關“八點開會九點到，十點不耽誤聽報告”的習慣啊！我們幾個迫不及待地占據了最前幾排的最佳位置，雖然並無一睹女作家芳容的念頭，但卻是真心要傾聽關於文學關於人生的心靈感悟。冰涼的木製坐椅被我們幾個捂熱了，這時走過來一個工作人員，他對我們說，這是領導席，請你們退後坐。我們幾個在眾目睽睽之下紅著臉站起來，狼狽不堪地朝後走去。剛在中排的幾個空位落坐，不到十分鍾，又有人走過來告訴我們，說這幾排是文學青年的位置，讓我們再朝後邊挪挪。會還沒開，二次當眾遷徙，而我們走也不是，坐也不是。起身走吧，一百多裏路，請假、找人代課，還有那種對文學的眷戀之心，不甘心白跑一趟；不走吧，尷尬的場麵使我們飲盡委屈。因為那時，我們連文學青年也算不上啊！我們隻是偏僻鄉村沒見過世麵的窮教師。半天的報告會，我們如坐針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