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乾隆即位初，左都禦史孫嘉淦提醒他要防止“三習一弊”。三習是：耳朵習慣於聽歌頌的話，眼睛習慣於看諂媚的舉動，內心習慣於別人討好逢迎。一弊是由“三習”而來的喜歡小人而討厭“君子”。對於孫嘉淦的諫言，乾隆帝根本沒有接受，當他在邊疆平定叛亂取得一些成就後，就誌得意滿，誇耀“十全武功”，自稱“十全老人”。時刻陶醉在自己的功業之中，大學士和珅是個善於揣摩乾隆帝意旨的人，處處迎合他的喜好，立刻緊辦，而且順著杆子朝上爬，辦得叫他高興。和珅諂媚有術，乾隆帝倚任不疑，在和珅的蒙蔽利用下，乾隆帝還自以為能洞察秋毫，乾綱獨斷，十分高明。
和珅利用乾隆好大喜功，自以為是的特點，為非作歹，黑白顛倒，官職越爬越高。從侍衛到大學士、軍機大臣。和珅排除異己、拉幫結夥，走和珅門路的人飛黃騰達。不附和的人也不敢反對。乾隆帝滿足於百官的唯唯諾諾，不願聽，也聽不到下麵社情民意和不同意見。到了乾隆後期，上行下效，各級官員迎合乾隆好大喜功的虛驕心理，粉飾太平，隱瞞真實情況，一級一級朝上騙，報喜不報憂。大小官吏們玩忽職守，無視國法官紀，把自己的利益放在首位，遇到有關國計民生的事情推諉回避，不負責任，有好處撈一把，無好處得過且過。有憂國憂民思想的人被認為是杞人憂天、腦子有病，講求興利除弊的人被認為是無事生非。大小官吏都不把國計民生放在心裏，上下勾結，共同作弊，中飽私囊，集體貪汙腐化的大案屢屢發生。諸多的訴訟案件，主管官吏準而不審，拖延卸責。乾隆中期以後，貪汙成風，朝廷雖然也抓幾個大案要案查究懲處，但九牛一毛，於根除貪官，根本無濟於事。結果貪汙腐化事件愈來愈多，貪汙方法愈來愈巧，上有政策，下有對策，即使被人發現，彌補的辦法也愈來愈高明圓通。不僅個人貪汙，而且上下勾結，串通一氣，集體分贓數字可達數百萬之巨。貪汙的財貨，除直接向百姓搜刮索要，還大量動用國庫積蓄。以至全國各省普遍出現虧空，有的前任離職，後任不肯接收虧缺，上司出麵說合；寅吃卯糧，比比皆是。有的雖然接收了前任虧空，到自己離任時，照舊虧欠，叫做“原裝原卸”；有的甚至本來沒有虧空，到離任時將庫中銀錢拿走，叫做“做虧空”。這樣一來，各級財政都靠“空轉”，不僅處處虧空，而且數字大得驚人。1791年（乾隆五十六年）清查地丁錢糧，有的省竟欠二百多萬兩。到1812年（嘉慶十七年）再次清查，安徽、山東等省積欠至四百多萬兩。財政虧缺越來越多，人民負擔則越來越重，清朝的危機自然也就越來越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