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醉菊樓筆記》代序
認識啟安大概是上世紀八十年代後期的事情。衛生部主辦的《健康報》副刊要出一期湖南版，任務落到了他的頭上。既是副刊，就離不開作家。他找到我，說做個專訪。那時，我的小說《山道彎彎》正紅，他說：“就寫個《尋尋覓覓在山道》如何？”我一聽，覺得可以。就這樣，我們相識了。時間真的過得很快，一晃二十多年過去。如今，我算是稱得上老了，啟安也不再年輕，頭上有了許多白發。
我們是地地道道的君子之交。可以三年不見麵，一年不通電話，卻彼此一旦想起對方，電話一打，大事、小事都可直言相談。也是上世紀八十年代後期的事情，我參加職稱外語考試交了白卷，又寫了個《趕考記》引起文化界的共鳴。不久，收到啟安的信。信中自然大大地恭維了我一番，隨後，筆鋒一轉，又憤憤然寫道：“我們這一代人太背時。要吃飯時沒飯吃，要讀書時沒書讀，要結婚時要晚婚，要生育時要計劃生育，人到中年要文憑，如今又要考外語！”信中他還告訴我，他考得似乎比我好一點兒。因為，他將試卷上的“OK”譯成了中文的“好”字，算是沒交白卷。
這樣，我才知道他和我有著一些相似的人生經曆。他也是十三歲失學。失學後，走村串戶賣過豆腐，也帶著弟弟、妹妹起早貪黑地編織過草包，自然也過早地泥一腳、水一腳地幹過插田、扮禾之類的農活。和我不同的是他父親當過教師，且是舊時鄉間少有的高中生，算得上半個讀書人。這就讓他有機會從小讀了家裏的藏書。他告訴我，少年的他隻要看到書就心裏癢，就想讀。鄉間的夏秋季節蚊子特別多，他就點盞油燈躲到蚊帳裏讀。有時家裏沒有煤油了，他就上山砍些鬆節，用鐵絲編個籠子裝上，點燃掛在土牆上當燈讀書。一夜讀下來，滿臉熏得墨黑。這樣的搞法終歸影響了砍柴、放牛和出工之類大大小小的正事，也就難免要挨些父母的責罵。久了，他父親覺得這孩子不是務農的料，一咬牙，拜個鄉裏郎中送他去學醫。這一年，啟安十五歲。其時，全中國的“**”正搞得熱鬧。他則白日務農，晚間讀書。那應該也算得上是一道人生的風景：鄉間的土屋裏，如豆的油燈下，有一個少年夜夜苦讀。他後來說：“搭幫我父親讀過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