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祺西歸，報刊約我寫悼念文章我婉拒了。心中亂糟糟的，幾句悼文能表達多少哀思？安定下來後，再冷靜記述回憶更好些。曾祺人緣好，朋友們寫的悼念文章各報刊都能見到。並不缺我這一份兒。
汪曾祺和林斤瀾是新中國成立後我結識得最早的朋友。說這個沒有自吹之意。他二位成仙得道，我望塵莫及，是後來的事。47年前還處在大哥二哥相差不多的階段。曾祺雖已出過小說集，是沈從文先生入室弟子，但這沒給他戴上光環，倒還掛點陰影，被認為曾是另一條道上跑的車；斤瀾在台灣是地下黨員，蹲過國民黨軍事監獄，九死一生跑回來後隻著迷寫劇本，寫得不少卻一部都沒上演過（至今也沒聽說有人上演），相比之下當時處境最順的倒是我。小八路出身，寫工農兵，在“批判武訓傳”等“戰鬥”中表現得既“左”又“粗”。文章雖寫得平平卻被認為“黨性較強”。我與曾祺、斤瀾感情密切，好心的同誌還提醒：“交朋友要慎重，不要受小資產階級意識的影響！”
他倆沒嫌我“左”得討厭，我也沒覺得他們“右”得可怕，成了推心置腹的朋友。我對這二人細品起來還有區別。跟斤瀾是北京人藝的同事、又是我把他拉進北京文聯。完全平起平坐。我喝他的酒，他抽我的煙，誰也不等對方招呼。隻是我喝酒有啥喝啥，不挑不揀。他要煙卻目標分明。給次的他不要，指著我的口袋喊：“鳳凰，鳳凰，你有好煙在兜裏揣著呢！”我隻好把藏著的好煙拿出來共享。對曾棋我當兄長對待。寫文章虛心地聽他批評；讀書誠懇地請他指導，連喝酒都照搬他的喝法。曾祺家住東單三條，文聯在霞公府，上下班經過王府井。路邊有個小酒鋪賣羊尾巴油炒麻豆腐。他下班路上常拐進去“吃一盤麻豆腐”，他約我去，由他付錢，麻豆腐之外每人還要二兩酒。他並不勸酒，隻是指著麻豆腐對我說：“光吃麻豆腐太膩，要潤潤喉。”說完就抿口酒。我亦步亦趨，吃一口麻豆腐潤一下喉，沒多久酒量就上了新台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