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學創作不是無的放矢，在社會中，文學是對時光中破碎記憶的不斷修補與完善。對個人來說，則是對有限生命的無限想象。
一九九二年第五期《青年文學》發表我的中篇小說《鳳凰琴》後，曾有大量讀者來信，許多人提出希望能讀到《鳳凰琴》的續篇。時任中央黨校常務副校長的高揚同誌，曾在《光明日報》上著文，也提及這樣的希望。我沒有趕那個熱潮，一方麵是個人性格，不喜歡隨大流，就像這些年流行淺俗易讀的小長篇，而我偏偏要寫被人疑問“百萬字的長篇誰看”的有大的內容的厚重之作。另一方麵，也有某些善意誤讀的原因，如果普遍地染上“集體無意識”，不去細心發現文本的真實意義，那樣的寫作不僅是無效的，甚至是負效果的。
在寫作中，偽細節會毀掉讀者與寫作者的契約。
而偽感情，則會毀掉寫作者與文學既有的默契。
當年沒有續寫，並不等於說，我永遠都不想寫了。事實上，這麽多年，我一直在用隻言片語的形式，靜靜地豐富著相關靈感。前兩年，一位來自西北地區的同行告訴我，在他的家鄉，鄉村教師們人手一冊《鳳凰琴》，那些困難得不知道什麽叫困難的老師們，將《鳳凰琴》當作經書來讀。就在那一天，“天行者”三個字，終於從我心裏湧了出來。之後的某一天，我讀到一篇文章，汶川縣一位叫樊曉霞的老師，結婚十四年，一直在高山教學點教書，每年隻有寒暑假才能回到縣城與在中學教書的丈夫團聚。兩口子經常讀《鳳凰琴》，一邊傷心落淚，一邊又用小說的主人公來安慰自己。十四年後，樊老師剛從高山上的教學點，調到縣城裏的映秀小學，剛與家人團聚，就被大地震永遠地奪走生命。
因為這兩件事，我才覺得讓《天行者》成書的時候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