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2年，文化革命如火如荼，開批鬥會，唱革命歌曲，抄四類分子的家，很是熱鬧。全村沒幾個人有心思種田，糧食不夠吃，每到冬天，我們兄弟幾個常常為爭一塊烤紅薯打得頭破血流嗷嗷直叫，那一年，我隻有九歲，什麽都不懂，但懂得恐懼，一是對饑餓的恐懼，另一個就是對死亡的恐懼。鄰村一個神經有點問題的高銀失蹤三個月後在家門前的水庫裏被打魚的魚網撈了上來，我也去看熱鬧，高銀躺在一張破草席上，鼻子和嘴唇都被魚咬掉了，露出了猙獰的牙齒和黑洞洞的鼻孔，我嚇得夜夜惡夢不斷，就在這不久後的一天晚上八點多鍾，村裏又傳來了慘絕人寰的聲音，喊救命的聲音在夜空裏渲染出刀鋒一樣尖銳的恐怖，我沒敢出門，隻是蜷縮在牆角的油燈下，心裏怦怦亂跳。大人們回來後很平靜地說，“陳玉玲跳河自殺，已經被人救上來了。”
陳玉玲十八歲，是村裏最漂亮的姑娘，上過小學三年級，生產隊開會時，經常讓她讀報紙，因為她有文化，所以被大隊革委會主任招進了大隊文藝宣傳隊，我在村小學念書，大隊部和學校在一起，我們經常聽到陳玉玲他們在隔壁的土屋裏唱《紅燈記》《沙家浜》裏的段子，還排了揚劇《奪印》、《女記工員》等，陳玉玲在戲裏演的都是主角，練了一段時間後宣傳隊就到每個生產隊去演出，在我們生產隊演出的那天晚上，打穀場上風很大，汽燈雪亮，社員們裹著棉襖縮著頭看得津津有味，那天我最明顯的感覺是陳玉玲記憶力真好，女記工員那麽長的台詞都能一字不差地背下來，我想如果她要是在學校讀書，背課文肯定背得最快，那時給我們教課的是一位駝背的老私塾先生，他不講課，整天叫我們背課文。陳玉玲家與我家隻隔兩三百米遠，我每天上學都要經過她家門口，有時她跟我們一道去大隊部排節目，我們有不認識的字經常問她，她就教我們，雖然我們也是三年級了，好像她認的字比我們要多得多。陳玉玲是一個很文靜的姑娘，她平時並不多話，見到人總是笑眯眯的，一點脾氣也沒有。農村風吹日曬的，大多數人都皮膚很黑，陳玉玲好像永遠也曬不黑似的，即使在地裏幹上整整一個夏季，她的皮膚還是那麽白。那時候人們也沒有明星歌星可比較的，村裏的婦女見到她總要誇她“長得跟畫裏的人一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