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概是因為我動手寫小說時已年近不惑消淡了**，或許又因為人各有性我本來就屬於非感情型，所以我在創作中，從來也沒有出現過如福樓拜寫到包法利夫人自殺時便弄假成真抱頭痛哭的動人場景。我寫作時挺冷靜，挺自製，既缺少火一般熱狂、海一般泱泱的爆發性衝動，更沒有跟著感覺走下筆自有神的才氣，深層心態是匠氣十足的。且不說正式開工前總要立了大綱寫下提要甚至為幾個主要人物設計好履曆表，否則便心裏發空總覺得沒底托著；就是在整個生產過程中，我的理智和邏輯思維，我的意念和寫作目的，我對我筆下人物的憎喜評估，我對我所重視的現世生活和曆史的思考及結論——也總是時時左右著我的刀刨走向的墨線，我是很不敢、很不願、因而也很少天馬行空的。
說出這些，真有點慚愧，我自己都覺得很有“主題先行論”的嫌疑。然而這卻是事實：我寫《紫藤花園》，始終是站在那座鬱鬱蔥蔥的、繁枝茂葉掩藏著無窮秘密的“紫藤花園”之外，以審視的、評判的、冷靜的、超然的目光，注視著那一幕幕的悲喜劇。整個創作過程，無非是在描畫劇情的同時，盡量充沛而確切地坦露出我對生活的理解，我對人生的感悟，我對曆史和社會的觀察及理解的結果罷了。
所以說，寫這本不過是四十餘萬字的《紫藤花園》，在我卻是醞釀準備了四十多年。我除了必須奉出我生活積累庫中的大批量儲藏以適應長篇小說這一藝術形式的層麵要求之外，還必須把我年年月月日日裏的零星感悟凝聚起來，提煉出來，明晰化，邏輯化，直至自以為已經真正參透了若幹關於曆史、關於社會、關於人生的道、理、情——惟有到了這一步，我方有落筆勾勒那座“紫藤花園”的信心和膽量。後者對我來說更重要，也更艱巨，耗時耗神焉能以行筆之日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