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個大清王朝，小奴才是大奴才的奴才，大奴才是更大奴才的奴才，比更大奴才還要大的奴才，就是在紫禁城裏給皇帝當差的文武百官了。他們麵對皇帝，一張嘴，必是奴才二字，然後跪在地上磕頭。當時的中國人，既是所有比自己高一頭的那些人的奴才，同時又是所有比自己矮一頭的那些人的主子。但是普天之下，一言以蔽之，大家統統是皇帝的奴才。
一部中國封建史，也是一部中國奴才史。
——“煮豆燃豆萁，豆在釜中泣”，不僅是中國文人相輕相整的頑疾，也是所有奴才相嫉相殘的悲劇。
我記得還存在著“法租界”和“公共租界”時的舊上海，租界的行政當局，那些老牌殖民主義國家，是以他們在非洲、印度等殖民地的一貫做法，來統治中國人的。
據老人講，上海最早引進有軌電車，是分等級的。洋人坐頭等，中國人坐三等。隨後，中國的有產階級多起來，也被允許坐進頭等。這種既帶有種族歧視，更帶有等級歧視的做法，是中國處於殖民地時期的陰霾記憶。
等我十幾歲時讀中學，40年代，租界沒了，可車廂上頭等、三等的標誌，依然不變。但是，為什麽沒有二等？始終是個謎。我求教一位老先生，他說，上海舊時，除了白種的外國人，還有印度人、安南人和黑人，他們次於洋人，高於國人，他們有資格在頭等車的後麵，或三等車的前麵乘坐。所以，西裝革履者，中式長衫者，為頭等車乘客，穿短打者，則為三等車乘客。其間夾在這些洋人中的有色人種，是謂二等。
我不大相信這種說法，希望有識者能夠指點迷津。
上海之有租界，始自前清同治年間，這樣算來，乘車的不平等，也有了上百年的曆史。大概“適者生存”，是人類的一種本能，積久成習，習以為常，也就逆來順受，竟認作是一種必然的規矩。好比在門窗緊閉、空氣渾濁的屋子裏關著，待久了，也就習慣了缺氧，適應了汙穢一樣，不覺得有什麽不妥，不認為這是豈有此理的規定。都是納稅公民，都是花錢打票，為什麽分三六九等？但中國人當順民太久太久，中國人的忍受程度也太高太高，於是，上海的老百姓，乘車之前，先確定自己的身份，是上等人，還是下等人，是長衫黨，還是短打黨，然後確定自己的位置，是上前邊的車，還是上後邊的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