餘秋雨：孔子在年歲已高的時候花費十四年時間遊曆各國，充分顯示了他強大的生命力。
生命力不僅僅指身體，更是指他全身心麵對不同空間、不同事物時的一種能力，一種敏感，一種興趣，一種試探，一種回應。這一切加在一起，就構成了一個生命存在的真實性。
比孔子晚生九十年的古希臘哲學家德謨克利特，曾追尋著他自己所崇拜的古希臘曆史學家希羅多德的足跡，出發上路，不斷地走，從埃及走到巴比倫，走到古波斯，一直走到印度。他把父親的遺產用完了，回到古希臘，被控告揮霍財產。在法庭上，他朗讀了一路上寫的《宇宙大係統》，征服了法官和聽眾，不僅打贏了官司，還獲得了高額獎賞。這個官司給歐洲後來的學者帶來了巨大的啟發，代代相繼出行，一直到法國的思想家盧梭等人。他們在旅途中寫下了大量的著作，完成了他們的思考。他們甚至認為，自己在不行走時就不能思考。
王牧笛：餘老師好像一直很強調這種行走在大地上的知識分子的生命狀態，您寫《文化苦旅》，也在踐行這種理念。
餘秋雨：我很早就發覺，中國知識分子的整體委靡，既有外在原因，也有內在原因。當外在原因發生了變化，他們為什麽還是不行？那隻能是內在原因了。內在原因初一看是互相傷害，實際上是自我禁錮，造成了生命狀態的畸形。直到現在，大量“偽精英”“偽鬥士”的出現，都是在狹小的圈子裏裝腔作勢、爾虞我詐。這種狀態實在讓人不敢對比兩千多年前孔子一行。我覺得，下一代知識分子若想走出陷阱，應該遠遠地追慕孔子和他學生們的風範，走到萬千世界中去，麵對千姿百態的生態和心靈，學會感受、學會思考、學會表述。
孔子在路上，從五十五歲的壯年變成了六十八歲的老人，終於回來了。剛回到家裏，得知自己的妻子已經在一年前去世。回家的第二年，獨生兒子孔鯉也去世了。中國家庭倫理的奠基者，失去了自己的家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