餘秋雨：借著屈原，我們還要繼續討論大家為什麽喜歡為文化貼政治標簽的問題。
這個問題我為什麽那麽感興趣？因為即使在今天的現實生活中，也一直盤旋著政治標簽的濃重陰影。記得我在上海戲劇學院當院長的時候曾經主持過不少追悼會，發現一些藝術家去世後，為他們寫的悼詞裏隻說政治待遇，做過什麽代表、什麽委員，或做過退休職工管理小組的副組長……至於他們在藝術上不同於別人的成就和突破，卻沒有出現在悼詞裏。我曾試圖改變這種狀況，但是這已經變成了一種習慣，很難改。我們學院改了，其他單位仍然如此。每次想到這種情況我都會自我嘲笑：像我這樣一個辭光了一切職務，又不願擔任任何一個級別代表、委員的人，百年之後的悼詞，大概隻剩下性別和生卒年月了。
中國幾千年的專製集權，積澱成了一種“官本位”的文化思維。這種思維，蔓延在官場已經讓人感到厭惡，而滲透到了文化學術領域，則不能不讓人感到恐懼了。然而，問題的嚴重性在於，文化學術領域對此格外起勁，甚至超過官場。
根據“官本位”的文化思維，屈原失去楚懷王的寵信是他一生最大的悲劇。你們如果到圖書館去翻閱一下屈原研究論文，包括一部部《中國文學史》中寫到屈原的部分，都會發現當代竟有那麽多學者一直在大聲地惋歎屈原沒有做高官，而且不怕重複地一再惋歎。似乎如果屈原做了楚懷王身邊最忙碌的寵臣，忙碌到沒有時間寫詩作文，他們才會滿意。
不僅僅是對屈原。對於屈原之後的魏晉名士、唐宋文傑，他們都會惋歎，惋歎這些古人官場失意、仕途不暢。這實在是中國文化思維中最為奇怪的事情。他們好像一直要等到李白做了宰相、蘇東坡做了元帥、李清照做了武則天才不會惋歎。或者，一直等到《中國文學史》全部並入《中國政治史》才不會留有遺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