餘秋雨：上次說到的幾段故事，體現了司馬遷的敘事功力。但在整體上，《史記》是一種以第三人稱“夾敘夾議”的散文。
曆史本身就是一篇大散文。它有情節但不完整，有詩意但不押韻，有感歎但無結論——這還不是散文嗎？
而且，最好的散文總是樸素的，他的文筆，像曆史本身一樣樸素。
當時司馬遷身邊充斥的是辭賦之風。辭賦也有一些不差的篇章，但總的來說有鋪張、浮華之弊。空洞的辭章如河水泛濫，又在音節、對偶、排比上嚴重雷同。正是針對這種文字氣氛，司馬遷用樸素無華、靈活自如、搖曳生姿的正常語言寫作，像一場浩**的清風席卷文壇。
但是，鋪張、浮華的文風有一種代代再生的能力。直到唐代，韓愈、柳宗元重新呼喚樸素文風，才成氣候。在他們之後，這種呼喚還不得不一再響起，因為那個老毛病像一種間歇症一樣一次次複辟。
直到今天，請聽聽上下左右那麽多發言、報告、陳述，其中擁擠著多少套話、空話、大話，而且都那麽朗朗上口、抑揚頓挫。更麻煩的是，由於傳染和誘導，越來越多的人覺得那才美，那才叫文學性。
這可能與我們接受的語文教育有關。記得我上初中時在書店裏看到老舍先生寫給青年作家的一封信，他說，寫文章有兩個秘訣，一是盡量不用成語；二是盡量少用形容詞。我當時一看如醍醐灌頂，因為這種說法與我們老師的說法截然相反。那天回家的路上，我心裏一直在兩個“老”字間掙紮：是聽“老師”的，還是聽“老舍”的？最後我作了正確的選擇，聽老舍的。
我當時很疑惑，為什麽老舍主張“盡量不用成語”呢？後來看書多了漸漸明白，成語是人們作一般表述時的通用拐杖，對高水準的文學表述者來說，它很可能變成“類型化”障礙。例如，一個真正的作家在描寫時間過程時幾乎不會用“光陰似箭”“日月如梭”“白駒過隙”之類的成語，因為那太偷懶了，除非是黑色幽默。無論是成語還是定型的形容詞，都是經過太多人手的“語言硬塊”，如果作家們不想放棄由自己直接來描寫對象的權利和責任，就一定躲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