餘秋雨：盛唐不再。這看上去好像是個悲劇，其實對文化來說倒是未必。光耀的時代雖然過去，唐朝還要延續近一百五十年時間。在一片蒼涼之中，一種新的詩意出現了。
在一場大災難之後，別的可以恢複，而文化卻不可以用“恢複”一詞，因為它必須以一種不同的精神狀態向前延伸。大災難之前的標準，可以用來衡量其他部門，卻不可以拿來衡量災難後的文化。
安史之亂後的唐代文化，首先是被一種悲劇氣氛所裹卷，把這種悲劇氣氛表達得最好的是杜甫。杜甫用他那支充滿人性關懷的筆，把離亂之情、喪亂之景，寫得無人能夠超越。但是，再深沉的痛，也會被時間所疏離。在杜甫之後，一個在安史之亂發生時才十七歲的小夥子將首先對這場災難進行更宏觀的美學挖掘，那就是寫《長恨歌》的白居易。
白居易是一位創作了近三千首詩的大詩人。他寫詩，負有“兼濟天下”的使命，又通俗易懂，大受民眾歡迎。在傳世的唐詩名句中，他的作品占了不小的比例。我本人並不太喜歡白居易的詩，在他的兩篇著名敘事詩中，比較喜歡的是《琵琶行》。但是，不能不承認，白居易用《長恨歌》，把唐代曆史和中國曆史的大裂口，引向了故事化、情節化的情感審美之途。這是曆史終於用文學方式告別災難的一個信號。
相比之下，格調更高的是與白居易同年出生的劉禹錫。他的懷古詩寫得最好，可謂空前絕後。中國文化中有一個龐大的主題是其他文化所缺少的，那就是滄桑之慨、興亡之歎。這個主題，劉禹錫完成得特別成功。請讀《石頭城》：“山圍故國周遭在，潮打空城寂寞回。淮水東邊舊時月，夜深還過女牆來。”還有《烏衣巷》：“朱雀橋邊野草花，烏衣巷口夕陽斜。舊時王謝堂前燕，飛入尋常百姓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