餘秋雨：我們在前麵為宋代和元代說了不少好話，這與傳統的曆史觀念很不一樣。接下來我們要做另外一番相反的文章了。
由於時間近，資料多，人們對明、清兩代的事情了解得多一點。寫書、演講、拍電視劇，也常常以明、清故事為題材。社會上經常會遇到一些“名門之後”，不管真不真，說起來也都是明、清兩代名臣或名士的“餘蔭”，卻很少扯到唐、宋。結果，一來二去，明、清通過大大小小很多渠道滲透到我們今天的生活，不少年輕人也隻從明、清來了解中國曆史。
這種情景，在我看來，是悲哀的。一個古老文明必然會承受時間的篩選，但是篩選可分為“正麵篩選”和“負麵篩選”兩類。這兩種篩選，與社會階層的高低並沒有關係，請看中國普通的百姓也都知道屈原和李白的重量，而那些明、清時代的宮廷煙雲，反而是一些文化人在翻弄。
中國文化在明、清兩代，也有不少成果，但就整體而言，創造勢頭嚴重減弱。這有多方麵的原因。
第一個原因是，一種“同質文化”已經繁榮了太久太久，其間的優秀人物已經湧現得太多太多，免不了元神耗散、精魂衰退。它本來應該完成一次根本性的轉型。但是在明、清兩代，中國文化還沒有出現這種轉型的契機。因此，衰落成為一種必然。
第二個原因是，自朱元璋開始，實行了一種帶有恐怖色彩的文化專製主義，典型事例是“文字獄”。乍一看“文字獄”並不普遍，但它卻構成了一種極為普遍的驚嚇。朱元璋在文化上的自卑轉化成了對文化人的鄙視和防範，“文字獄”正是體現了這種心理。他對每一個案件的具體指控其實並不相信，用現在的話來說，他是故意“找碴”。在這個過程中，他縱容和鼓勵了那些以告密、毀人、上綱上線為職業的文化打手。這場災難延續到清代雍正、乾隆年間，達到了登峰造極的地步，再加上無限誇張的“科場案”，充斥著猙獰和血腥。在這種氣壓下，文化創造怎麽談得上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