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餘教授，您對台灣文化印象最深的是哪一點？
答：幾年前我在香港有一個公開演講，說世界上大多數地方的高層文化和民眾文化都有嚴重隔閡，隻有一個地方，連大街小巷間的普通市民都熟知與他們生活在一起的第一流作家、詩人、導演、佛學家、舞蹈家、雕塑家，這個地方就是台灣。
不僅熟知，而且尊重。在台灣，政治爭拗再激烈，族群分裂再嚴重，也沒有誰會到公共媒體上傷害一個重要的文化創造者。這種心照不宣的共同禁忌，體現了一種集體文化素養，讓人欽佩。我在內地的一些大學演講時，一再介紹台灣的這條文化底線。因為在內地，曆來被攻擊最嚴重的總是無權無勢的文化人、藝術家。這種現象，被老百姓稱之為“柿子專揀軟的捏”。連那些自稱為“社會良心”的著名傳媒，也總是在慷慨激昂地欺軟怕硬。
問：這是不是說，台灣的文化等級要高於內地？
答：不。內地人口基數大，文化精英、藝術天才的絕對數字肯定遠遠超過台灣。但是由於我前麵所說的差別，感覺反而倒了過來。目前在這方麵，內地應該向台灣學習。等到哪一天，內地的各種公關傳媒開始不再大肆傷害文化創造者了，那裏的文化業績必將讓世界吃驚。對此，你們要有思想準備。
問：“捏軟柿子”、傷害文化創造者，是不是受到政府的指使？
答：據我本人的切身感覺，不是。一直是一群特殊的文人在鬧，他們的特點是：一、有“文革”和“冷戰”基因；二、有寫作和表演才能；三、有精神偏執病症。這樣的人在上世紀八十年代被社會唾棄，近二十年又被傳媒寵愛。
問：他們有政治傾向嗎？
答：他們的政治隻有四個字：“毀人不倦”。這些年，他們中有些文人開始在扮演“異議分子”，其實是反對改革開放。“文革”時他們偽稱代表“革命群眾”，現在他們偽稱代表“弱勢群體”，性質都一樣：攻擊一切社會精英，包括文化創造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