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界愚公
陳學璞
先秦《列子·湯問》中愚公移山的故事，傳頌不輟數千年，20世紀40年代在毛澤東作了《愚公移山》的著名演講之後，愚公更是成為國人仰慕的英雄形象。然而，時過境遷，在人欲橫流的年代，愚公形象被顛覆，愚公精神被解構，北山愚公似乎成了被戲謔的愚人，河曲智叟似乎成了識時務的智者。
2009年10月我得到嚴風華先生贈予的長篇散文《一座山，兩個人》，讀完陷於沉思，幾度提筆，想寫點文字，卻難以成文。兔年新春，萬木蔥蘢，幾度思慮，才有感而發。放眼文界，竟有這等愚公，離開大都市舒適安逸的生活環境，自討苦吃，跑到窮鄉僻壤，爬上荒山野嶺，自掏腰包建一山居陋室。他舍棄工休時間，幾乎月月上山，“八年抗戰”，耐得寂寞，與一位山野之地的孤寡老人為鄰，形同父子。從而孕育了脫離世俗的情感，冥思苦想，文字“裸奔”，將世態炎涼、人生坎坷、內心世界和盤托出。不要說我們這些城裏的文化人覺得不可思議，就是當地小鎮人也一度嘀咕這個南寧仔進山到底想撈什麽。
《一座山，兩個人》曾寫到晉代的陶淵明和清代的徐霞客。陶甕有名句：“結廬在人境，而無車馬喧，問君何能爾？心遠地自偏。”徐霞客風餐露宿，孤獨前行，一路橫遭打劫，惡瘡染身，衣衫襤褸，神形枯槁。然而21世紀的大環境與中國國情已不可能再出現當代陶淵明和徐霞客。即使是書中專用一節敘述的美國作家亨利·戴維·梭羅的《瓦爾登湖》，也不能簡單地與《一座山，兩個人》類比，畢竟中外作家具有完全不同的時代背景和生存條件。正如嚴風華所言的：“我明白，我不能跟梭羅比，不能跟《瓦爾登湖》比。”《一座山，兩個人》淋漓盡致地渲染了“我的鄉野情節”。“能始終纏繞我心的，是逍遙野鄉，結廬為舍，圖個自在。”作者自稱是一個不喜歡熱鬧的人，他越來越向往日子的單純與安靜。希冀踏入野鄉，遠看小山孤立，田野芬芳，村舍隱現，炊煙散漫；近見清溪蜿蜒，灌木叢叢，蜂飛蝶舞；釣叟移舟去，村童跨犢歸。嚴風華能夠這樣別出心裁、堅持不懈地苦苦尋覓一種另類生活場景，絕不是他天性孤僻，也不是沉迷於昔日的田園牧歌，而在於他察覺到快速工業化帶來的城市病，在於他沒有割斷民族傳統和農業文明的根，在於它對作家內涵的詮釋，在於它頑童般的愚公情結。作者坦言：“那座山，還有山裏的老伯，不知用了什麽魔力，這般招引我，**我，我也竟然這般的癡迷，完全失去了理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