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鬱離子·多疑與僥幸》一節中，劉伯溫這樣寫道：
鬱離子曰：多疑之人，不可與共事；僥幸之人，不可與定國。多疑之人，其心離，其敗也，以擾；僥幸之人，其心汰，其敗也，以忽。
前麵已經說到，《鬱離子》是劉伯溫用寓言的形式講述他安邦治國析理論道的一部奇書。全書188篇文章，智慧的光芒無處不在。設若劉伯溫沒有遇到朱元璋而老死山中，有這一部《鬱離子》，他照樣可以作為一名傑出的思想家而名垂後世。但是，大凡智慧超群的人，絕不甘於僅僅著書立說，而是想親自參與天下的治理、社稷的重造。劉伯溫也不例外。在《鬱離子》的結尾，劉伯溫這樣表述：
……欲以富貴為樂，嬉遊為適，不亦悲乎？仆願與公子講堯禹之道，論湯武之事，憲伊呂，師周召，稽考先王之典，商度救時之政，明法度，肄禮樂，以待王者之興。
可見，劉伯溫不僅僅想當軍師，更願意當伊呂與周召一類的賢相，輔佐明君成就帝業。這一理想他隻完成了一半，即幫助朱元璋拿下江山。至於治理天下的另一半理想，他卻無法完成。個中原因不在他，而在朱元璋那裏。
劉伯溫的可貴之處，在於他看出朱元璋的魄力及才能超邁群雄，是值得輔佐之人。他的遺憾之處，在於對“伴君如伴虎”這五個字認識不足。他不是不懂，他知道多疑與僥幸之人不可共謀國事，但他已將自己的全部理想都寄托在朱元璋身上。五十而知天命，他在天命之年追隨朱元璋效命王政。在這條路上，他走了十五年，那是怎樣的一條道路啊，既輝煌燦爛，又殘酷淒冷；既轟轟烈烈，又戰戰兢兢。
有一種傳說，劉伯溫吃的蠱藥，是胡惟庸接受朱元璋的密旨而安排的。但史無根據，倒是朱元璋每次接見劉伯溫的後代，都要提這件事。說得最清楚的一次，是洪武二十三年的十二月二十二日，朱元璋接見劉伯溫次子劉璟時，當著眾官員的麵，說的一段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