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濂先生秉承南宋朱熹的理學，因此他要朱元璋讀的第一本書是《大學衍義》。朱元璋接受了宋濂的思想。因此，朱程理學便成了明王朝的正統思想。作為宋濂的學生，方孝孺比老師似乎走得更遠。他認為，孔子之所以發出“吾不複夢見周公”的哀歎，乃是因為他所處的春秋時代已經禮崩樂壞，他矢誌“克己複禮”，複的就是周禮。方孝孺認為政治文明的最佳楷模是周朝的製度。因此，他對春秋之後的中國政治大都持否定態度。他二十多歲時，在回答友人的一封信中，曾如此描述：
自宋亡以來，八九十年來，風俗變壞，延至於今世也。又不知古人倘在，視今世為何如也。每深居沉念，輒用慨歎，曷為而見古人之遺風乎？
（《答俞子嚴》）
他所稱讚的“古人之遺風”，指的便是周朝，在《周禮考次目錄序》中，他指出：
周室既衰，聖人之經，皆見棄於諸侯。而周禮獨為諸侯之所惡，故周禮未曆秦火而先亡。吏將舞法而為奸，必藏其法，使民不得見。使家有其法而人通其意，吏安得而舞之？周之製度詳矣，嚴上下之分，謹朝聘之禮，而定其誅賞。教民以道，使民以義，恤鄰而遵上，此尤戰國諸侯之所深惡而不忍聞者也。
大凡誌行高潔者，都有執古而薄今的傾向。此種人，沉穩而趨保守，堅守大於變通。方孝孺認為周朝是“以德治國”的楷模，對秦以後曆朝倡導的法製，他認為是舍本求末，不值得借鑒，這一觀點，在他的著述中多次提到：
藥石所以治疾，而不能使人無疾。法製所以備亂，而不能使天下無亂。不治其致疾之源而好服藥者，未有不死者也。不能塞禍亂之本而好立法者，未有不亡者也。
（《深慮論之二》）
治天下有道，仁義禮樂之謂也。治天下有法，慶賞刑誅之謂也。古之為法者，以仁義禮樂為穀粟，而以慶賞刑誅為鹽醢。故功成而名不病，棄穀粟而食鹽醢，此亂之所由生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