乍一離開權力中樞，李東陽嚐到了無官一身輕的快樂。過了一個輕鬆的春節，接著是桃紅柳綠的春天。李東陽帶著書童到香山春遊，寫了一首《樹色》：
過煙披雨帶斜暉，畫入無聲似轉非。
幾樹經寒春淡薄，一簾空翠晚霏微。
行憐步遠猶隨杖，坐愛情多欲上衣。
吩咐兒童休報客，主人吟玩已忘歸。
多麽的閑適，多麽的愜意。由此可以看出，李東陽更適合當一個優雅的文人。但是，他同楊士奇一樣，都當過三代帝王師。《明史》中評價他：“自明興以來，宰臣以文章領袖縉紳者，楊士奇後，東陽而已，立朝五十年，清節不渝。”將李東陽與楊士奇相提並論，有一定可比性。兩人都以文學作為入仕的晉身之道，士奇的文，樸拙中顯靈氣；東陽的文，清純中見飄逸。兩人當首輔後，士奇既與人為善，又剛直不阿；東陽既秉持正義，又曲折圓融。這是不同處。相同之處在於，兩人政治上均未見大的建樹，士奇懂民情，辦實事；東陽懂規矩，辦正事。兩人都是識時務的俊傑，但士奇把握分寸的能力超過東陽。
讀李東陽的文集，可以看出，他對政治的見解略遜於文學，茲錄幾例：
論王政者必以食為首：《堯典》首授時；舜谘十二牧，首曰食；禹陳六府，必曰穀；文王治先九一；箕子衍八政，先食貨；孔子答問政，先足食；孟子每論政，必先養民，田畝而下，至雞豚、魚鱉、布帛、絲臬之細，雖詳不厭，謂有民斯有國，不如是，不足以為治。
（《政首贈何子元參政》）
竊聞孔子曰：“臣事君以忠。”程子曰：“至誠事君，則成人臣，至誠事親，則成人子。”忠誠也，臣子之本也。古者世祿而不世官，必才德可用，乃任以事。
（《忠誠堂記》）
這兩則論政的話，雖多為引言，但反映李東陽的觀點，事君以忠，牧民以食，都不是新觀點。但如何忠，如何食，則是製定朝政的理論基礎。首輔的職責，就是圍繞忠君與牧民兩大問題，製訂出易於操作的政策來。李東陽善於提出問題，但他解決問題的能力，比之楊士奇卻是稍遜一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