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自明初方孝孺被誅十族以後，再也沒有一個知識分子以死報君了。
方孝孺
從此以後的中國人，為主義赴死者，有；為真理犧牲者，有；為情人割腕切脈者，有；甚至，為賭一個什麽東道以生命下注者，有；但是，在最高層麵的權力鬥爭中，像方孝孺這樣傻不唧唧地去為一個背時的皇帝獻出老命者，是不會有的了。不是士不肯為知己者死，從此狡猾，也不是以死來一報知己的價值觀，從此絕跡，而是在統治者無休無止的奪權遊戲中，為失敗者殉葬的愚蠢，已為智者所不取。
皇帝死了還會有皇帝，而腦袋掉了卻不會再長出一個來。隨後的士大夫，漸漸地聰明起來。陪你玩，可以，陪你死，則決不幹了。為爭權奪位的統治者火中取栗，犯不著，弄不好會燙傷自家的爪子；而最後坐在龍椅上剝吃糖炒栗子的那位，未必會賜你幾粒嚐嚐。於是，做出慷慨激昂者，有之，喊出誓死捍衛者，有之，而為了效忠，甘心陪葬，找來一根繩子勒死自己，或者喝下一碗鴆汁毒殺自己，如此這般的傻瓜，就不多見了。
雖然，由明而清的文字獄迫害，到了登峰造極的地步，中國知識分子的命運，總是淒風苦雨，如肉俎上，不怎麽見好，但命運盡管不濟，生命力倒是十分頑強。就像東北地區那種叫做“死不了”的植物，看似一段死氣沉沉的枯木朽枝，隻要稍沾一點水，就會透出一線生機，隔不數日，居然青枝綠葉，甚至還能開出一兩朵小小的花來。所以，對“士”而言，即或是苟且地活，也要活下來，絕不去壯烈。
在狂飆突起、橫掃一切的日子裏，被批鬥、被打倒、被噴氣式、被關進牛棚、被踏上千萬隻腳的知識分子，若是按照古訓“士可殺而不可辱”的原則，死一千次都足夠足夠，但很少有人抱著王國維“義無再辱”的精神去跳昆明湖。北大清華，離頤和園多近，沒有一位教授學者權威泰鬥，敢步觀堂先生後塵的。幾乎達到百分之九十九點九的“士”，也就是絕大多數的中國知識分子，可以承認自己死有餘辜，罪該萬死，可以趴在地上磕頭討饒；祈求恩典，可以千遍萬遍地深刻檢查，痛哭流涕，就是不可以“寧為玉碎，毋為瓦全”地一死了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