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爸爸此生，讀的書沒我多，走的路沒我遠，對中外文明的思考沒我深。我原先以為，像我這樣獨行特立的人，對父母的實際依賴不大，因此家庭對我而言，更多地體現為一種情感審美價值和精神歸憩意義。
爸爸去世才兩天，我的這個想法變了，發現一切並不是那樣超逸。
回想他的全部經曆，從他回鄉結婚、移家上海到寫下那些借條，我看清了，他一直在向大地、向上天索借著全家——特別是兒子們，更特別是我的生命支點。
他的心願很大，行為卻很具體。他不善言詞，不會表達，因此連他的行為也被大家漠視了，包括被我們這些兒子漠視。
這是萬千家庭中都會發生的代溝委屈。也許代溝的兩邊互有委屈，但委屈最重的一方，總是父輩。
直到爸爸去世才知道，天下兒女真正理解父輩委屈的深度，總是在父輩離開之後。
因此，這也總是兒女們追悔莫及的痛點。
我的痛點是，少了一次與爸爸的長談。
長談的內容，是關於爸爸一九五七年把全家搬到上海來借住的舉動，究竟有多大意義。
這是他平生最大的舉動，他希望獲得合理的評價。
在災難的歲月中，他曾對自己的這個舉動產生過幾次懷疑。開始是當他被關押後全家立即饑寒交迫的事實，使他想到如果僅他一人在上海，就不會這樣。後來發現所有的子女都要到陌生的地方上山下鄉，使他更加後悔當初把全家搬來的計劃。祖母高齡返鄉以求重新召喚子孫回家的悲愴壯舉，更使他抱愧自責。
但是，自從災難過去，他的自信已稍稍回來。
他大體知道我在上海的磨難，卻也看到我在上海的成長。他一直想問我一個最簡單的問題：當初上海來對了嗎？
他又覺得這個問題過於著眼過去，過於著眼功過，可能不合時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