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廣義上講，我與在座的各位同人都是做文字工作的，但此文字非彼文字。我是傳統意義上的文人，我的文字充滿個人的色彩，更散漫一些。你們作為政策研究的專家，更講究文字的針對性、嚴謹性和指導性，你們既是省委的“智囊”，又是“文膽”，湖北改革發展的“大塊文章”和重要文件，都從你們手中出來。但作為搞文字的同行，我還是有一些體會在這裏交流。
先講第一點體會：文字無小事。
從二十歲時我在《湖北日報》發表第一篇通訊到現在，見諸鉛字的文章寫了四十多年。四十多年來我深切感受到，文字無小事，文字有力量。因為人類的思想都是通過語言文字來表達的，我們認知馬列毛鄧思想，其途徑也是靠文字。中國的漢字，是世界上最偉大的語言之一，但學習漢語要比學英語困難得多。在漢語中不同詞語裏的同一個字，如果我們追根溯源，弄清了它的來源，在用的時候就會感到這個字魅力無窮、奧妙無窮，文章也不會寫得幹癟、單薄。關於語言和文字的重要性，《呂氏春秋》裏有一段精辟的表述：“言者，以諭意也。言意相離，凶也。亂國之俗，甚多流言，而不顧其實，務以相毀，務以相譽，毀譽成黨，眾口熏天，賢不肖不分。以此治國，賢主猶惑之也，又況乎不肖者乎？惑者之患，不自以為惑，故惑惑之中有曉焉，冥冥之中有昭焉。”兩千多年前的這段論述，對我們文字工作者是一個警示。
我年輕時，盡管從事文字工作，但還並不知道文字的深淺。我的老師是著名作家徐遲先生，當年學文學，他讓我讀馬克思寫的《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日》，這是一篇政論文章。當時我很疑惑，那麽多文學名著我還沒讀，為什麽讀這個呢？他說，你把文學放下來先讀這個，為什麽讀這個？這是語言表述的經典，我們要學他的經典表述。比如，書中的觀點講，有什麽樣的人民就有什麽樣的君主，為什麽這個地方出暴君，是因為當地民間習俗養成的。再比如，一個人的語言能夠表述自己的思想，首先得自己有思想。徐遲老師還說，思想家、政治家、文學家以及科學家的文章都是不一樣的，要分門別類地讀。他還讓我看二戰時一些國家元首的演講，看看這些在國際舞台上叱吒風雲、運籌帷幄的領袖，他們脫口而出的思想、語言達到了怎樣的高度。他還說，如果讓你去給他寫演講稿，你能寫成什麽樣子？能否寫到使群情沸騰的地步？他問我，羅斯福1933年就任美國總統時的演講，你能看出好在哪裏嗎？看不出來就去學美國曆史、美國憲法，然後再來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