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年過四十，最顯著的變化就是生命**的內斂。作為一名詩人，我感到進入了“休眠期”，最大的症狀是一首詩也寫不出來，或者幹脆說，缺乏那種寫詩的衝動。
為什麽會這樣呢？一些像我一樣擱筆的詩人把這歸咎為“物欲橫流”的結果。物質文明的高速發展導致精神與物質的需求分配產生了根本性的變化。這並不是說現代社會不需要精神創造活動，而是衡量精神創造活動的客觀尺度改變了。直接地說，你的精神創造活動能否轉變為豐富的物質財富，乃至整個社會目光關注的所在。
這種價值觀的轉變加速了社會物質文明的進程，但對於從事著無法物質化的精神創造活動的這部分人來講，這種轉變無異於一場災難。更為不幸的是，在這場災難中，詩人首當其衝。
我之進入“休眠期”，固然有上述原因的作用。還有一個重要的內在原因，就是自身日益增大的理性約束力正在逐步取代一個詩人必備的對幻想世界的憧憬。
邏輯是詩人的大敵，詩隻能是智慧的產物。從某種意義上講，智慧、禪與幻想是構成一個詩人的理想的殿宇。誠如英國的諾貝爾獎獲得者伯特蘭·羅素所言：“那殿宇的預示顯現在想象中、音樂中、建築中、寧謐的理性之國度中、抒情詩的金色夕陽的魔術中。在那裏，美麗閃著亮光，遠離著悲哀之觸及，遠離著對變易之恐懼，遠離著事實世界的失敗和幻覺。當我們對音樂、建築、抒情詩那些東西加以思索的時候，天國之憧憬就在我們心裏形成，立刻給予我們一塊審判我們周圍的世界的試金石，給予我們一種靈感，藉以使可能成為那聖殿的石頭的任何東西適合我們的需要。”
現在，人們心中的天國已經世俗化了。而且，詩人一旦脫離純真的感情世界，他的智慧之光就有可能熄滅，也就再也不能擔當起審判我們周圍世界的試金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