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一位朋友從日本來信說：“昨天去了趟名古屋的大喜梅林，此境不由使我想起鬱達夫先生的《沉淪》，在仰望蔚藍色空穀的一瞬間，我告誡自己抱住正氣，千萬不要患上鬱達夫先生當年的刺激性神經衰弱症。”
讀罷信，我的眼前浮現出一幅大喜梅林的風景。盡管我從未去過那裏，但由那些草、樹、泥土、流水以及雲煙構成的能夠誘人沉入頹唐情緒中的特殊景態，不知怎的，竟讓我聯想到了唐詩中的“雨中黃葉樹，燈下白頭人”這孤寂的一聯。
記得我的朋友去日本之前，曾來我家住過一個晚上，其意一在話別，一在想聽聽我對他東渡扶桑的意見。我說，世俗的生活評判一個人的成功與否，主要是看他與社會的融合程度。如果社會是一杯水，你就必須是一匙速溶的麥氏咖啡，其可融度幾近百分之百；反之，如果你是一塊永不被水溶化的石頭，你就不會得到社會的承認，至少在你活著的時候。朋友很快明白我的意思，他說：是的，生活的勇氣不在於參與社會，而在於把自己從社會中分離出來，保持自己獨立的人格。
日本是一個經濟至上的國家。支撐人格空間的不是“義”而是“利”，帶著傳統的人格去那裏的人，會被壓抑得喘不過氣來。此情之下，人要麽參與進去，變成經濟動物，要麽分離出來，成為現代社會中自我放逐的魯賓孫。想做到後一點，很難。
水雖然沒有能力溶化石頭，但完全可以汙染石頭。最低的限度，它可以讓石頭與它同涼同熱。正是這種社會的溫差，使我的朋友無法守恒於他在中國大地上培養出的水火既濟的氣功態。所以，麵對大喜梅林，他差一點患上了80多年前的鬱達夫同樣的“刺激性神經衰弱症”。應該說，產生這類毛病，其因還是在於社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