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曾是一個普通的礦工。當我從煤礦上“爬”出來，舞文弄墨學著寫小說、搞創作的時候，我忘不了我的煤礦，忘不了我的礦工夥伴。當文壇上一股一股浪潮湧來的時候，我心不亂，眼不花，默默地恪守自己的誓言：手中的筆麵向礦工，自己的心向著礦工。
當我感到積在心中的話不吐不快時，《鍾山》雜誌社約我寫一篇短文，於是我寫了一篇《多寫普通人》的短文，發表在1983年第一期的《鍾山》上。我在這篇短文中疾呼：“文學是人民的事業。文學的服務對象是全體人民，文學的描寫對象也應該是全體人民。近段時期，文學作品表現知識分子和幹部的生活和遭遇的，占了相當大的比重，而把在整個人類中占相當大的比重的普通工人、農民當主人公的作品，占的比重卻太少。這種比例的‘失調’，乃至‘顛倒’，不能不引起我們文學工作者的深思。”
此後不久，我調到省作家協會從事專業創作。報到第一天，我就向組織上提出，讓我回煤礦去深入生活。黨組織熱情支持了我。1984年2月報到，4月我就回到了我曾經工作和生活了十多年的漣邵礦務局兼任局黨委辦公室副主任，列席局黨委會議。這時，正逢煤礦進行轟轟烈烈的機構改革，一大批老同誌從領導崗位上退下，一批年富力強的同誌走上領導崗位，我的一位老朋友，一個煤礦的礦長，也是這次從領導崗位退下來的一位。他一時想不通，找我發牢騷說：“我是‘三五幹部四個死’。”我一下被他說愣了：“什麽三五幹部四個死？”他解釋說：“我們這些幹部，五十年代參加工作，五、六十塊錢工資；五十多歲年紀；五八年搞大躍進，累得死；六零年過苦日子，餓得死；**當走資派，鬥得死；八十年代要文憑，氣得死！”他的坦率，他的真誠，使我很感動。他的這種苦惱，是他們那一代幹部在改革關頭的一種“陣痛”。我肯定和讚揚他在過去年代的那一頁火紅的曆史，也和他一起分析了當今肩頭上的曆史責任，使他終於愉快地從領導崗位上退下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