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罵人，是一門語言藝術，而挨罵，則是一門行為藝術，《紅樓夢》中幾乎寫盡了中國人的罵和被罵。
我記得1957年的秋天，因為寫了一篇小說《改選》，在當年七月號的《人民文學》雜誌上發表以後，被劃為“右派”。當右派，並非一戴右派帽子就了事的，還要加以批判，加以聲討，加以群眾圍攻，加以低頭認罪，是有一整套所謂政治運動的程式要進行的。在北京東單三條我們機關接連好幾天的批我的大會上，一位當時的劇作家，對我將在《人民文學》上要發表的另一篇小說開頭的一句話“太陽漸漸地落下山去，天色也漸漸地沉重起來”說：“看這個李國文，心理多麽陰暗，思想多麽反動，他不寫太陽上升，偏要寫太陽落山，是何居心？”
我隻好啞然。
因為對一個寫過一點東西的這位劇作家，這種幾乎不懂文學常識的批判，說什麽都是多餘的。也許我臉部表情，有那麽一絲絲不屑回答的表現，激怒了他，也激怒了運動積極分子，就有人跳起來喊口號，要我放老實些，要我端正態度，要我坦白從寬。在場的我的那些同事，也一齊隨著呐喊。
這位劇作家來勁了，用手戳著我的額頭，唾沫星子噴到我的臉上，他破口大罵起來：“你算什麽東西？頭頂長瘡，腳底流膿，壞透了！”到了“文革”期間，我不禁額手稱慶了。那時的紅衛兵已經把毛主席比喻為最紅最紅的紅太陽，如果這個時候，這位劇作家挑頭說我太陽落山，是攻擊偉大領袖，我還不被當場打死？不死也得脫層皮。
於是，想想，被罵兩句，又何妨？
《胡適來往書信選》中，有致楊杏佛先生一書，雲：“我受了十年的罵，從來不怨恨罵我的人，有時他們罵得不中肯，我反替他們著急。有時他們罵得太過火了，反損罵者自己的人格，我更替他們不安。如果罵我而使罵者有益，便是我間接與他有恩了，我自然很情願挨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