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說新語》裏，有很多魏晉文人的瀟灑故事，最膾炙人口的，莫過於“雪夜訪戴”這段佳話。要論瀟灑，能玩到如此令人叫絕的程度，從古至今，還無人與之頡頏。
如今，不是沒有瀟灑的文人，也不是沒有文人的瀟灑故事，隻是稱得上為文人的今人，很遺憾，無論學養、教養、素養、修養，這四養，實事求是地講，較之古之文人要差池一點（有的，恐怕還不止一點）。因而，即使瀟灑，也難免捉襟見肘，進退失據；縱有風雅，弄不好也會水襠尿褲，令人氣短。
“瀟灑”二字，談何容易？也不是說瀟就瀟、說灑就灑的。冷眼旁觀文壇半個世紀，有的，瀟灑得起來；有的，瀟灑不起來；更多數人，其實是在裝瀟灑。裝，也就是演戲了，紅臉、黑臉、白臉、三花臉，老繃著那架勢，我看他們也挺累的。演好了尚好，演不好，拿不住那個勁，不知哪招哪式，露了馬腳，不知哪腔哪調，錯了板眼，一片倒彩，貽笑大方，也蠻不是味的。所以，從古至今，作家的內涵如何，才是能不能夠瀟灑起來的基礎。
且看4世紀的王徽之先生是怎麽“秀”的，而且從中我們又可以觀察到一些什麽。
“王子猷，居山陰，夜大雪，眠覺，開室命酌酒，四望皎然。因起彷徨，詠左思《招隱詩》，忽憶戴安道。時戴在剡，即便夜乘小船就之。經宿方至，造門不前而返。人問其故，王曰：‘吾本乘興而行，興盡而返，何必見戴！’”
這個王子猷，其父，是晉代大書法家、江州刺史、左軍將軍、會稽內史王羲之。其弟，是與父同樣有名氣的書法家、簡文帝婿、建威將軍、吳興太守王獻之。其叔祖父更是個了不起的人物王導，由於他在晉室南渡後的籌謀擘劃，才得以使司馬睿偏安江南一隅，使晉祚又延續了百年之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