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大東北的沈陽，有位屬牛且和新中國同歲但卻早早白了頭的男人。說他早早白了頭是想說明他的記憶力並不出色。但他記憶力並不出色的腦中至今保留著那棟大上海溫馨的小樓。將近十年的如溶了催化劑似的時光之水漂白了人的黑發，漂沒漂白小樓的朱顏呢？
那白了頭的男人是我。1988年春天（也許是夏天，南方的春夏很曖昧，容易混淆）我和鄧剛一人背了一把從湖北襄樊的臥龍崗帶出來的諸葛亮用的那種大羽毛扇子，千裏迢迢到了上海。我的背囊上還比鄧剛多插了一把從武當山買的劍。我們兩個東北人背著一路上人人見了都說真大真大啊的羽毛扇，隨著人流湧出黃浦江碼頭。我們隻是路過上海，離開武漢前隻冒懵給上海文藝出版社拍了電報，不知能否有人接一接。一出站口，我們眼前和心中同時豁然一亮：王肇岐已高舉雙手迎在那裏，手中是一張用當年編輯改稿那種紅墨水寫著鄧剛和我的名字的白紙。一下子，上海在我們麵前光輝燦爛起來，迎麵看到的每個上海人都有了親切之感。不然，縱使大上海紅男綠女人潮滾滾我們也會如到了沙漠一般的清冷吧。
鄧剛我們倆都背個大包，王肇岐隻一個人，況且他比我倆年紀都大，我倆便誰也沒用他拿包，而是一齊把羽毛扇啊武當劍啊等等雖不重但怕擠怕碰的東西交給了他。那時全國都沒興起出租車業，上海的公共汽車也如北京沈陽一樣擠得要命。王肇岐在車上雙手高舉著我倆的大扇和長劍，方覺出拿這輕東西比背重東西沉重多了。鄧剛那說話從來不知嚴肅作何解釋的家夥，嘻嘻哈哈幽嘴默舌地開人家玩笑的時候，我已深深感到上海文藝出版社有一個很好的作風了。而且經驗告訴我，好作風不可能是一個人弄出來的，肯定有一群好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