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嚴氏父子雙貪的肮髒生活
公元1536年（嘉靖十五年）冬十二月以前，在南京任吏部尚書的嚴嵩，說他是個文人，是個詩人，或者，加上“著名”，都是可以的。那時，他紗帽翅上的“纓”，還用不著“濯”。因為明代開國定都南京，永樂遷都北京後，仍在南京設了一個稍小的，與北京卻是同樣設置的中央政府機構。但是，派到那裏去做官的，通常都屬於非主流的二線人物，所以，在南京時的嚴嵩，很有時間遊山逛水，吟詩作文，以風雅著稱。
《列朝詩集》載：嚴“少師初入詞垣，負才名，謁告返裏，居鈐山之東堂，讀書屏居者七年。而又傾心折節，交結勝流，名滿天下。”那時，他的人望和文聲，很說得過去的。這大概如荀子所言：“忍性然後起偽，積偽然後君子”，凡極善於遮掩自己者，通常都會以偽善，騙得大家的良好印象。當時，京都人士，“以公輔望歸之”，可見對其期望值之高。
次年到了北京，來給皇帝祝壽，留在了翰林院修《宋史》，隨之入閣，紗帽翅上的“纓”，開始抖了起來，按捺不住的本性，便逐漸暴露了。權力這東西，落在品質不佳的人手裏，便是一種惡的催化劑。於是，“憑藉主眷，驕子用事，誅夷忠臣，潰敗綱紀，遂為近代權奸之首”。這時候，連“濯纓隨處有滄浪”那種假姿態，假清高，也沒有了。
若是就詩論詩，以文談文的話，對於嚴嵩此前的作品，應該說，既不是太好，至少也不是太壞，這評價大抵是相當的。《明史》稱他，“為詩古文辭，頗著清譽”，也是當時和以後的公論。他的詩集《鈐山堂集》，其實也有一些可圈可點的佳作。但清代修《四庫全書》，就因人而否定其書。“跡其所為，究非他文士有才無行可以節取者比，故吟詠雖工，僅存其目”，這是中國文學史上“以人廢文”的一個很典型的例子。其實，甚至王世貞，盡管其父王是被嚴嵩鎮壓的，但他對嚴嵩的詩文，並不因父仇而持否定態度。“孔雀雖然毒，不能掩文章”，這位文壇領袖的公允評價，比之時下小肚雞腸的作家詩人，要有氣量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