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來你也許不信，當舅舅的把自己的外甥殺了，隻是為了一首詩。
行凶殺人，是任何社會、任何時代，都會發生的事情。而至親骨肉奪命相殘，雖比較稀見，但此類刑事案件，未必不會發生。可為了這個無論如何不能成為理由的理由殺人，聽起來有點天方夜譚。
在俄國，有通過決鬥想殺死對方，而自己卻被對方殺死的詩人；在中國，有先拿斧頭，殺死情人，然後又舉起斧頭，把自己砍死的詩人。這兩位采取極端手段的詩人，情之所至，猶可理解。但唐代這位詩人舅舅，為一首詩的署名權，把同是詩人的外甥置之死地，實在令人匪夷所思。
翻開《全唐詩》，卷五十一，宋之問有一首《有所思》，卷八十二，劉希夷有一首《代悲白頭翁》，除了第三句，宋的“深閨女兒惜顏色”與劉的“洛陽女兒好顏色”，有六個字的微小變通外，其餘悉皆相同。依拙見，就這點改動而言，名氣大的宋之問，比較造作，遠不如名氣小的劉希夷來得自然。正是這首詩，成為文學史上的一段懸案，一樁出了人命案的筆墨官司。
據元人辛文房撰《唐才子傳》，這個宋之問就是劉希夷的舅舅。
自古以來，文學上的流派之爭、門戶之見，是屢見不鮮的事情。如果文人像大熊貓一樣是珍稀動物，躲藏在深山密林之中，不通來往，肯定沒有太多的是非。然而，稱之為文壇的這塊地方，常常有很多自我感覺良好的文人，每個人都認為自己最好，都認為別人不如他好。於是，白眼相向，互不相容，針尖麥芒，各不退讓。打過來，打過去，真是好不熱鬧。
曹丕在《典論》裏分析過，“文非一體，鮮能備善”，即使再好的作品，再大的作家，也不是無可挑剔的。他還說，作家難免“貴遠賤近，向聲背實”，“暗於自見，謂己為賢”。因此，一些觀點偏狹的作家詩人，意氣用事、各較短長、彼此頂杠、信口雌黃的風氣，也就是不以為奇的毛病了。於是，曹丕發明了“文人相輕”說，便成了數千年來的定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