憲法規定公民有言論自由的權利，這言論包括口頭的和書麵的。假如有人受到了委屈或不公正待遇，就有權傾訴，這一權利神聖不可侵犯。
時下，“傾訴文學”比較走紅，當年被打成“右派”的老幹部以及上山下鄉的知青成了傾訴的兩大主流。老幹部講如何被毫無道理地打翻在地再踏上一腳，講如何下放到偏遠落後的農村，如何蹲牛棚，如何被當成牛鬼蛇神，如何過妻離子散、人不人鬼不鬼的生活，聽完這些傾訴，讓人們了解那個是非顛倒、人妖不分、好人蒙冤、惡人得誌的時代，進而做些思考，做些反思，我想這樣做大有必要。而那些知識青年談當年上山下鄉經曆的苦以及對人生的理解也會給人們一些啟迪，青春無悔也好，青春有悔也好，隻要能夠自圓其說，兩種觀點都不能算錯，都可引發人們對那個荒唐歲月的反思，對此，我願洗耳恭聽。
不過我想說的是，本來受盡委屈、受盡苦難的農民也應傾訴，可惜沒有得到應有的傾訴。就在知識分子被打成右派、知識青年上山下鄉的時候，中國發生了嚴重的天災人禍，成千上萬農民陷於饑餓之中，就在這危機關頭，我們是怎樣對待農民的呢？《共和國史記》中記載：“1960年全國發生了較1959年更為嚴重的春旱洪澇災害，受災麵積達9億畝，夏糧入庫比上年同期減少51億斤，糧食庫存比上年減少100億斤，夏收後，全國各地腫病、非正常死亡、人口外流在繼續發生。”這裏的腫病是由於營養不良造成全身浮腫，非正常死亡的人其實就是被餓死的人。而具體數字不太好統計，不過凡是從那個年代過來的農村人，都對當時情景記憶猶新，有很多人會抹著眼淚講起自己親戚朋友被餓死的悲慘故事。人口外流，說白了就是舉家逃荒，那是一種多麽令人心酸的情景呀。就在這種危機關頭，一些地方卻印發了《關於壓低農村口糧標準的指示》，規定在災區，口糧壓低到300斤以下。按照常規思路，哪個地區受災，應想辦法支援才是，可是，我們卻發出了節約鬧革命的指示。人均年口糧300斤以下，那就可能是二百斤、一百斤、幾十斤。不難想象當時農民餓得麵黃肌瘦、兩眼冒金星的狀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