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岱（1597—1684） 明末清初文學家、散文家、史學家，山陰（今浙江紹興）人。其文清新活潑，形象生動，廣收簡取。其小品成就很高，有“晚明小品集大成”之譽。
中國之強弱，以宋朝為分界線，趙宋王朝的理學禁錮、禮教桎梏、人性壓抑、思想束縛，種種意識形態的整肅，將中國人的生氣、活力、創造性、想象力、開放心態、寬容胸懷，統統鉗製得往木乃伊的方向發展；將漢、唐以來那種萬物皆備於我的主人公姿態，敢於擁抱整個世界的大誌氣、大雄心，敢於追求精神和物質上的大豐富、大滿足，敢於昂首天下囂張宇內的大氣魄、大手筆，統統壓榨進死氣沉沉的棺材板中。木乃伊與瀟灑是不共戴天的死敵，而無論什麽人，在棺材板中也絕對瀟灑不起來。所以宋朝以後，中國文人真正稱得上瀟灑者，便很稀見了。因此，詞典解釋“瀟灑”一詞，通常舉唐朝李白《王右軍》詩“右軍本清真，瀟灑在風塵”為例，這一個唐人、一個晉人，才是令人向往的瀟灑風範。而隨後經曆了宋之閹割、元之去勢、明之幽辟、清之自宮後，中國文人連“挺胸”的可能性都不存在了，還有什麽瀟灑可言？
於是乎，像張岱這樣一位名士，中國文學史上最後一位真正的瀟灑人物，便值得剖目相看了。
公元1644年，對中國人來說，是不知該朝誰磕頭才好而惶惶不安的動亂年月。在北京城，首善之區，這一年三月十九日，天下著小雪，朱由檢吊死煤山；四月三十日，玉蘭花開得正歡，李自成撤出北京；十月初一，初冬陰霾的天氣裏，福臨登基。大約在半年多的時間內，死了一個皇帝，跑了一個皇帝，來了一個皇帝。生活在胡同裏的老百姓，對這走馬燈似的政局，眼睛都嫌不夠用了。
磕頭並非中國人的嗜好，而是數千年封建統治的結果。國人這種必須要用磕頭的方式，向登上龍床的陛下表示子民的效忠，才感到活得踏實的毛病，也是多少年無數經驗總結出來的結晶。因為老百姓有他的算盤，國不可一日無主，如果無主，勢必人人皆主，而人人皆主，對老百姓所帶來的災難，要比沒有主更禍害、更痛苦。因此，有一個哪怕不是東西的主，戳在紫禁城，也比人人皆主強。所以，京城百姓，在這半年多時間裏，不管三位皇帝，誰先來誰後到，誰是東西誰不是東西，都乖乖地三呼萬歲，磕頭連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