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昇（1645—1704） 清朝戲曲作家、詩人，錢塘（今浙江杭州）人。生於世代官宦之家，科舉不第，白衣終生。代表作《長生殿》曆經十年寫成，引起社會轟動。
文人，是非多，也真是沒有辦法。
其實從古至今，文人都是單幹戶、個體戶。以常理而論，你幹你的，我幹我的，你我之間，或你我與他之間，不會發生也不應發生任何關係。雖然數千年來，某個文人與某個文人，某些文人與某些文人，會產生政治上的附庸關係、經濟上的依靠關係，從而也就有了文學上的仆從關係。而一旦彼此之間構成老爺和隨從的關係，倒不大容易有是非了。你是皇帝，我是你的禦用文人，我敢跟你有是非嘛？是非的產生，必須是那些我寫什麽無須你首肯，你寫什麽無須我認可的文人們，才會互相不買賬，互相較著勁兒，互相瞧不起，互相咬個沒完沒了。因此，無妨說，是非乃文人的本性，基本上是不可救藥的。而中國文人，尤其的“是非”，不但是非不斷，不但是非成性，而且因是非以至於恩恩怨怨，愛愛仇仇，一輩子兩輩子，也不肯化解。
公元1689年（清康熙二十八年）十月間所發生的“《長生殿》案”，就是一場因文人的是非，而引發的一起“文字獄案”。
曆來，都把這筆賬算在清朝統治者的頭上，其實，是有點冤哉枉也的。因為，大清王朝統治的268年間，確實發生過將近二百起“文字獄”，尤其在康、雍、乾所謂“盛世”的百多年間，大概平均每過半年，就要收拾文人一次。有把柄要收拾，沒把柄也要收拾，清朝皇帝對文人，其鎮壓之不遺餘力，其整肅之殺氣騰騰，其處置之不稍寬待，其刑獄之殘忍慘毒，在中國曆史上，堪稱自秦始皇“焚書坑儒”以來，最為高壓、最為恐怖的黑暗時期。不知有多少知識分子，因文字之累，或家破人亡，或株連三族。每案少則數十人，多則數百人，因而坐牢殺頭，充軍發配，妻女童孺淪為八旗貴族之婢仆，丁壯男子遠戍黑龍江、烏蘇裏江為披甲人奴。所以這次“《長生殿》案”，說是“文字獄案”當無不可，無論如何，如此大張撻伐，如此聲嚴色厲，以致一幹人等嚇得魂不附體的、尿了褲子的、求爺告奶的、拚命撇清的，不一而足。案子壓在刑部等候發落期間，這班人犯，著實度日如年好一程子。大清王朝大興“文字獄”，其目的就是要讓文人夾著尾巴做人，從這個殺雞儆猴，不“殺雞”同樣也“儆猴”的效果來看，正是康熙所想達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