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枚（1716—1797） 清朝詩人、散文家，錢塘（今浙江杭州）人。為官頗有名聲，奈仕途不順，辭官築隨園，吟詠其中，倡導“性靈說”，著述以終老，世人稱之為隨園先生。
愉悅，從曆史的長遠角度來看，從使命感的神聖角度來看，對人而言，是一種可得而不可常得，可有而不能常有的奢侈品。
作為一個文人，在一些事情上，快活得不行；在一段日子裏，壓根兒用不著憂慮和恐懼；在一定範圍中，甚至連顧忌、戒備、防範、緊張，也是無須乎在意的，從而獲得相當程度，或一定程度的愉悅感受，是絕對可能的。但終其一生愉悅，從頭至尾愉悅，無日無夜不愉悅，無時無刻不愉悅，這種福星，中國沒有，世界也沒有；過去沒有，將來也不會有。古人說過，“人生識字憂患始”；古人還說過，“不如意事常八九”。這就說明生活本身，其實是並不愉悅的。愉悅難得，不愉悅卻常得，是太正常不過的事情了。
不過，乾隆年間，“江左三才子”之一的袁枚，這位隨園老人的一輩子，是幾乎接近於上述福星水平的愉悅。
在中國曆史上，在那個很難愉悅得起來，“文字獄”大行其道的年代裏，袁枚的出現和存在，應該說是一個奇跡。這位老人家，不但他自己感覺到愉悅，享受著愉悅，同時代的人也都認為他，即使不算百分之百的愉悅，也足夠百分之九十九的愉悅了。很有一些同行，不但羨慕得直流哈拉子，還嫉妒得恨不能咬他一口。所以說，如果隻是自己感覺到愉悅，也許是算不得數的，誰知你是強撐著的呢，還是假裝著的？唯有眾人都一致認為，那才是貨真價實的愉悅。
不管你對袁枚的評價，是好是壞，對他這種能夠獲得全天候愉悅的結果，我覺得有值得中國人為之深思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