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四世紀末，少數民族拓跋氏的北魏政權在北方崛起。
鮮卑族的拓跋氏這一支，好戰尚武，以騎掠剽劫為生，曠居漠北，封閉阻隔，愚昧落後，拒絕開化。因此，其野蠻程度也甚於其他邊外民族。他們對於漢文化，采取絕對的排斥態度；並且頑固地堅持舊習俗不變，甚至到了很晚的時期，才禁止同姓通婚。所以，越遠離文明的人，也就越害怕文明，有機會摧毀文明時，也就越是殘忍，必然要把體現文明精神的一切，視作燒殺搶掠破壞毀滅的對象。
曆史上不時出現的文明倒退，就是這樣產生的。歐洲十字軍的東征鐵蹄，將埃及、拜占庭文明消滅殆盡；汪達爾人從西西裏殺來，輝煌的羅馬文明便毀於一旦。同樣，中國的每一次劫難，也都發生在外來的低文明的少數民族政權，和無文化的農民革命政權，進行野蠻和半野蠻的統治時期。回顧“文革”十年，以破“四舊”為名，進行打砸搶者，一大半是無知的紅衛兵；提倡讀書無用論，知識越多越反動論，殘酷折磨知識分子者，都是些文化低下的造反派。撇開特定的政治條件，與這些人肆虐文明、摧殘文化的野蠻心理是分不開的。
像羯族的石勒，氐族的苻堅，由於長期統領部落，居遊在漢民族的邊境內外，雖然不斷騷擾中原，但由此受到中原文化的影響和感化也就相對多些，並由此產生出對於高級文化的親和性和企慕性，所以，他們更追求民族的文明進步，甚至禁止穿胡服、用胡語，努力融入中華文化。拓跋氏則不同，胡服騎射，遊掠虜獲，許多陋習，迄無變化，抱殘守缺，恐懼文明。
民族如此，具體到一個人，甚至一位作家，也是如此。
在這些人的頭腦裏，對於接踵而來的現代文明，時代進展，新鮮事物，生活變化，由於來不及適應，便產生所謂的“拒絕投降”的怨尤情緒。有的作家發思古之幽情，留戀昨天那其實一點也不愉快的貧窮生活，好像春節到了，才供應一把炒花生，倒是最公平的黃金時代，於是像古人懷念葛天氏之民的原始歲月，將滿目瘡痍的昨天，塗上烏托邦的理想色彩，以阿Q式的精神來對抗現實。這和遠古時期的拓跋氏，把同姓能婚、翁媳同廬、奴役製度、擄掠人口，視作正常現象甚至還引以為榮一樣，完全因為變革而打亂了秩序，使他失去了往日的被尊崇的殊榮，也缺乏與新生代在同一起跑線上衝刺的力量，才對新時代帶來的文明變化，像麵對洪水猛獸似的畏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