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8年的7月，一位法國作家被法庭以誹鎊罪，判處徒刑。就在宣判的當天，他跨海逃亡，在英倫過著隱姓埋名的日子。這位作家，就是左拉（Éimilezola，1840～1902）。作家被弄到對簿公堂，左拉不是第一個，也不會是最後一個。但在今天的“先鋒文學”圈子裏，這是已經少有人談起的名字。
左拉逝世，距今不足百年，讀他那些曾經輝煌一時作品者，已寥若晨星。想到時下一些作家，認為自己已經傳世；或一些捧家，認為某些作品已經經典，都是不怕大風閃了舌頭的過甚之詞。
文學的不朽，是由坐在書齋裏的幾個人，交頭接耳就能決定的嗎？2050年以後的讀者喜歡讀什麽文學作品，能以這些明公的不太高明的脾胃為標準嗎？我們到飯店請客的最起碼的禮貌，總是要把菜單遞給客人，請他點菜吧？如果一個主觀的主人按他的好惡決定了幾道菜式，也不管你是不是能夠接受諾曼底那種臭不可聞的奶酪，非強迫你吃的話，你會欣欣然地坐在那裏嗎？
左拉一生的目標是追趕巴爾紮克，直到他最後死於煤氣泄漏，由二十部長篇小說構成的《盧貢一馬卡爾家族》，是他的類似《人間喜劇》式的法國社會生活的編年史。法國作家巴比塞說過：“在左拉眼裏，隻有長篇小說才是‘我們時代的武器’，如同悲劇是十七世紀的武器，詩歌是十九世紀三十年代的武器一樣，他說：‘長篇小說的靈活框子可以把全部知識的總和都包容進來’，‘長篇小說——這是隨心所欲的東西。’”
這位長篇小說領域中進行過寫作實驗的大師，時下，持現代派觀點和隻不過標榜新潮的作者或讀者，或既不是作者，也不是讀者的文學混混之流，都不大提起。有的人甚至不知左拉為何物，即或知道他是誰，他曾寫過些什麽，現在忽然提到了他，便與從箱子底下翻出來的四個吊兜的滌卡中山服、國防綠的洗得褪色的軍便服一樣，至少有種老古董感覺，背時的感覺，這大概是不會說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