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次，《人民文學》的李敬澤和我談起，他編一部當代短篇小說集，在通讀了五十年代的大量作品以後，突發感想：“老板——”他總這樣稱呼我，因為我們曾經一起同事過幾年，“恕我不客氣地說，五十年代把你打成右派，好像也不甚冤枉，你們那一代人的小說，看了以後，就數你這篇《改選》，最為‘惡毒’呢！”
對於這位年輕朋友的論點，我隻有啼笑皆非。
如果說《人民文學》的崔道怡，算是京城四大名編的領銜人物當之無愧；那麽，數風流人物，還看今朝的話，李敬澤，則是年輕一代編輯中的翹楚了。他的評論文字也是寫得十分揮灑自如，所以，他對於《改選》的評論，不能不說是頗有識見。
老實講，“惡毒”一詞，並非始自他的褒譽，五十年代，當時的大作家之一——周立波先生就用這個詞批過這篇小說的。由此可知，懂得小說之為小說，了解小說創作的其中三昧，第一是寫小說的人自己，和也寫小說的同行，第二是編小說的人，第三，才是評小說的人。因此，我不禁想，對於《改選》的“惡毒”說，這兩位可算是“英雄所見略同”。雖然內涵已截然相反了。
這樣排位，說起來也有些不敬，但不能不看到，時下廁身其間的，所謂評論家那支隊伍中的某些爺們，對不起，狗屎者甚眾，起哄者不少，無知者更多，真正講出點道理，哪怕隻字片語，像點穴似地命中要害，令寫作人和讀書人心折者，又有幾多所以，這些年來為文，我寧肯相信編輯的第一感覺。同時，我也屢屢勸過一些年輕的同行，少給評論家派紅包。
因為編輯發現作品，推出作家，是他們的天職，是一種本能的行為。凡出於敬業之心的編輯，無不要一期一期地編發稿件，那是責無旁貸的事，印刷廠是訂好合同的，不能隨意拖延。逼得他必須及時對作品作出判斷，他思考的位序，首先是作品，其次是作家，能用不能用，最為關鍵；而無任何契約關係的評論家，評多與評少，評好與評壞，評誰不評誰，想評不想評，具有很大的自由度。因此，評論家對作家的親疏、近遠、好惡、生熟程度，是決定他評論的重要因素。他的思考位序，自然第一是作家，第二才是作品了。為二十個戈貝克寫一篇吹捧文章，別林斯基、車爾尼雪夫斯基、杜波羅留波夫也許不幹，但不一定會被今人視作楷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