盡管這一輩子屢犯小人，飽嚐其苦，但我還是願意讚美社會生物鏈上的這一環節。倘無他們，雖然中國的知識分子會活得安生些，但絕對經不起摔打。這個結論是根據外國作家自殺率較高，而中國作家相對要低的比較中得出的。
此話說得有點阿Q，然而，卻是不爭的事實。
但千萬不能由此認為，外國作家錚錚鐵骨，坦對死神，中國作家缺乏鈣質，貪生怕死；更不能認為，外國作家寧為玉碎，毋為瓦全，視死如歸，寧折不屈，是好樣的，而中國作家信奉好死不如賴活的哲學，苟且偷生，忍辱負重，就是孬種了。
若這樣想，也未免小看了中國作家。外國作家好自殺，很大原因在於他們對形形色色迫害的耐受力，實在不如九死一生的中國作家耐得起磨練。以奧地利的茨威格為例，1942年2月23日，他和他的妻子在巴西服毒自殺。在絕命書裏是這樣寫的：“一個年逾六旬的人再度從頭開始，是需要特殊的力量的，而我的力量由於長年無家可歸，浪跡天涯，已經消耗殆盡了。所以，遠不如及時地不失尊嚴地結束我的生命為好。”其實，在東方人看來，這實在不是死的理由。中國作家習慣於寫檢查，寫交待，寫思想匯報，寫交心材料，絕不會寫絕命書。
他還特別提到：“衷心感謝這個奇妙的國度巴西，她如此友善好客地給我和我的工作以休憩的場所。”顯然，這是一個多謙謙君子，而少奸佞小人的環境，就更不值得死了。如果他遭遇中國作家在“文革”期間無不曆經的抄家，批鬥，遊街，示眾，掛牌，高帽，牛棚，幹校這幾部曲中的某一個，或某幾個不死也得脫層皮的煉獄式的過程，恐怕茨威格和他太太死一百回都不夠的。再說，他要自殺的另一個重要原因，就更加莫名其妙了，那個與他“操同一種語言的世界”的“沉淪”，那個是他“精神故鄉歐洲”的“毀滅”，與遠隔重洋的老先生，還有什麽重要的關聯呢？你逃出來不就是為了免得與他們一塊兒“沉淪”和“毀滅”嗎？那幹嘛還要為之結束生命呢？若都像茨威格先生如此較真的話，那麽，在相當長的時間裏，頭上高懸著達摩克利斯劍的中國作家，恐怕連一分鍾也活不下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