曆史好比一座出將人相的舞台，生旦淨未醜，各類人物都是少不了的。所以，耍筆杆子的，自然也要走出來亮一亮相。尤其中國是一個文化古國，翻開二十幾史，文化人在這個舞台上，還是少不了的角色。古往今來，沒有文人這個行當，還是真的要少了許多熱鬧。所以，文人很像凡中藥方裏都有的甘草一樣，多一分不嫌多，少一分也不嫌少，但完全沒有這味藥，君臣配伍就要成問題。文化人就是要起這樣一個點綴角色的作用。
在有皇帝的封建社會裏，歌舞升平的隨班唱和啊，文修武治的山呼萬歲啊，歌功頌德的封禪加冕啊，皇恩浩**的樹碑立傳啊，沒有文人的幫襯，那許多場麵的色彩，就怕不會那麽精彩了。因為，數千年來，這樣用慣了文人，也使他們出了風頭，遂養成了其中一部分人，那種時刻準備著的，隻要一掀簾子，就能登台獻藝的本事。開場鑼一響，便馬上手之舞之，足之蹈之。表演欲強烈得過頭的文人，甚至鑼鼓家夥還沒敲起來，就會情不自禁地跳踉出來，在那裏賣老、賣俏、賣苦、賣騷、賣病、賣隱，乃至於賣寡廉鮮恥，賣死豬不怕開水燙的“舞蹁躚”了。
這真是沒有辦法的事情，一是耐不住，二是不怕醜，三是挺自得，這或許就是曹丕所說的“文人類不護細行”的職業病了。
《三國演義》是中國第一部曆史小說，寫了那麽多的帝王將相，筆鋒之餘，描繪了三五個文人雅士湊趣，也是理屬正常的了。現在看起來，魏晉文人，特別是建安時期的幾位作家和詩人，也許是中國最早意識到作為文學家存在於社會之中的獨立個體，他們作為文學家的個性，更為突出了。在此以前，像司馬遷、班固、班婕妤、司馬相如、枚乘、鄒陽之流，他們的身分，主要還是附庸於帝王貴族的官員、清客、幕僚、侍從，或者竟是醫祝巫仆三教九流之類，這種職業身分，壓倒他們的文學家身分，而文學不過是他們討好皇帝老子，巴結王公貴族的一種謀生手段，很少作為表現自我的工具。到了漢末，這些文人，就是以文學名義，以文學為生存手段，為文學而文學，以文學來表現自己。至於職務，隻是形式或象征意義的事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