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談《古船》及其他
實話說，我們苦苦地等待能夠配得上《古船》的批評已有兩年多了。其間，我們懷著極大的興趣拜讀了魯樞元、雷達、吳亮和劉再複的據稱“從不同角度的精彩批評”，但這種等待並不因此減弱分毫，以致不願再被動地保持沉默了。雖然我們確信，《古船》是當代文學史上值得大書一筆的一塊狗頭金，但我們不願如作者那般淡泊地說：讓曆史去評判吧。因為出現的對《古船》的外熱內冷和敷衍了事與我們這個因講效率講信息著稱的時代太不相稱了。
一百五十年前，十二萬八千字的《當代英雄》出版，同年，別林斯基長達七萬字的專評即付梓刊印。1859年，《奧勃羅莫夫》出版，同年20五歲的杜勃羅留勃夫發表了四萬餘字的長文《什麽是奧勃羅莫夫的性格》，從此改變了岡察羅夫君被公眾冷落的現狀。那時，俄國作家找一真正的知音太容易了！公眾對批評家的敬仰不亞於對作家的敬仰，因為他們清楚：沒有這些批評家，就很難奢望19世紀俄國文學的輝煌。時下，很難在作家圈子裏聽到對某位評家由衷的欽佩了。四川作家周克芹曾撰文呼籲批評家要特別關注《古船》，不見回聲。批評家和作家那種血肉聯係未經聲明就斷裂了。《古船》發表已有三年。三年不算長。可是三年的不被認識，對於一個才華橫溢的作家，委實太殘酷了。這三年，我們僅見到張煒對《古船》講隻配作續貂的狗尾的《蘑菇七種》。聽說他做副市長去了，或許他已在官場上找到了知己，有了樂不思蜀之心。
鄭朝宗先生最近撰文說：“直到現在為止，關於此書（指《管錐編》）的評介文章似乎還停留在一般的推薦階段上，沒有觸及真正的探微之處，因此其作者的真麵目還若隱若現。倘任其繼續下去，則名噪一時的《管錐編》也有可能淪為錢先生所說的俗學。”（《顯學與俗學新解》（載《人民日報》1989.11.3八版）鄭先生又說：“每一部體大思精的巨著出現時，其國之學者群趨若鶩，爭相研誦，然後著為文章，各抒己見，由於各人水平不同，其高者探驪得珠，與作者意會神合；其低者則僅得皮毛，使原作麵貌全非。使顯學變為俗學的正是後一種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