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編輯、出版者與長篇小說創作關係的對話
回眸一望的光榮——一家權威出版社與一部潛文學史
柳建偉 一個不該存在的事實，長期以來被我們習焉不察並且當作“本該如此的事情”麻木地接受了。這就是編輯、出版者的話語權力，在作品成為商品進入市場後的徹底喪失。說徹底喪失可能有些激烈和絕對，但編輯、出版者的聲音在所謂的文學正史的語境中基本缺席卻是一個不爭的事實。然而，中國的作家比誰都清楚，世界上再沒有介入作品如此廣泛而有深度的編輯和出版者了，要不然就不會有“店大欺客，客大欺店”這種怨毒之詞的私下流行。再換句話說，沒有哪一個國家的編輯和出版者像中國當代的同行那樣，對作品的質量和生產負有如此重大的責任。這個悖論式的存在，使中國的讀者看見的文學流程殘缺了。他們隻能看到花兒的明豔，望穿秋水也無法看到花兒在蓓蕾時經曆的風霜刀劍、血雨腥風。在我看來，中國的文學不管是總結經驗教訓，還是繪製宏圖，編輯、出版者都是重要的角色。研究中國當代文學，特別是其中的長篇小說，對編輯、出版者和作品的深層關係視而不見，定會引入誤入歧途。我等了很久，可是那些與當代文學影響巨大的作品和作家存在著廣泛、深刻關係的編輯家們，卻一直保持著高貴的緘默，心甘情願放棄了在顯學意義上的話語權力。
因此，在讀你的《從〈古船〉到〈白鹿原〉》（載《漓江》1997年第一期）時，我真是感到如獲至寶，心裏想：中國的勃蘭兌斯《19世紀文學主流》式的文學史終於又多了一個堅實的支撐點。
何啟治 你在來信中把它稱作是潛文學史的重要組成部分，有點過譽了。我在這篇文章中已經說過，這是受同行友人所逼的急就章，唯一的好處恐怕隻是冷靜、客觀。它大抵隻是記錄下了一些粗線條的真實。太忙，沒時間仔仔細細回憶。這種回憶編輯生涯的文章，前輩同仁們寫過不少，我們社的《新文學史料》就是為你所說的為潛文學史提供史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