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的改革從某種意義上說，就是從不正常或者可以說很不正常的社會，過渡到正常社會的過程。一些人類社會的常識，在這個過程中逐漸被承認，人們也像世界上其他多數地方的人那樣，踏實地過日子，可以大聲說人是要吃飯的，生病是要看的，不必問是哪個階級的。可以養雞養豬而不必擔心被割資本主義尾巴，可以發家致富不用擔心被批走資本主義道路。到了蕪湖傻子瓜子年廣久事件出來之後，連雇工辦企業都可以了，慢慢地，中國人自己承認了自己國家的“市場經濟地位”，世界終於鬆了口氣。
然而，逐漸正常的社會依然會有些不正常的話題，窮和富就是一個。憂心貧富差距過大倒是情有可原，但是眼下窮人和富人變成了道德上的兩極，窮人說不得不好，富人說不得好，茅於軾先生說了句“為富人說話，為窮人辦事”。孫立平先生提到，窮人在某些特定條件下可能墮落得更快，就像捅了馬蜂窩。
一些人擔心窮人仇富，一些人要清算富人的“原罪”，一個古老的幽靈在徘徊，那就是“均貧富”。提到“均貧富”，無論擔心還是歡呼的，都覺得這就是中國的傳統，無論如何都具有正當性的，因為這是窮人立場上的話。
不錯，中國曆史上的確有過周期性的“均貧富”的曆史，但那多是曆史的非常態，曆史更多地呈現的是它的常態，大家安穩和比較安穩地過日子，發家致富。孔夫子所謂的不患寡而患不均的說法其實隻適用在貴族之間政策調試，不能拿來推而廣之。在這個階段，大家大體上都能和平相處，正在富的小康之家和已經富的大戶，基本上都能過上踏實的日子，“殺人償命，欠債還錢”，天經地義，大家辛苦一場，就是為了發家致富。在世界各個民族中，大概沒有哪個民族有中國人這樣強烈的求富意識。即使在所謂的非常態社會，也是因為政治出了大問題，相當一部分人無法維持生活，大部分人無法按正常渠道上升，因而秩序混亂。而在混亂中，“均貧富”成為某些勢力動員群眾的口號，從而加劇了社會的動**。其實，凡是打著“均貧富”旗幟的農民起事者，財富最後都均到首領那裏去了，最貧弱的百姓隻有化為白骨、填溝的資格。所以，“均貧富”隻是窮人中的少數強人的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