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某種意義上，哀其不幸，怒其不爭，是黨人對於百姓的共同心理。隻是，有時百姓的“不幸”，其實多半出自黨人的想象。
辛亥期間的革命黨人是典型的英雄史觀。他們是英雄，老百姓都是群氓。革命，就是先知先覺解放後知後覺，以英雄解救群氓。所以，從興中會開始，所有的革命和起義，本質上都是少數人的密謀暴動。過去曆史書總是指責革命黨不發動群眾，但在革命黨人的字典裏，根本不存在發動群眾這個概念。他們認為，革命，是不需要動員的，動員了底層的百姓，對革命弊多利少。換言之，就革命而言，百姓是一種被動的物。
其實，居高臨下的革命黨人對於百姓大多心懷悲憫，他們的革命，在很大程度上，就是為了解救百姓，把他們從異族［滿人］統治的奴隸狀態中拔脫出來。既有民族解放的意義，也有反抗暴政的價值。這種感覺，賦予了他們決然的革命正當性。所以，雖然革命黨人的起義造反，絕大多數都失敗了，但被捕後的革命黨人，做叛徒的卻不多，慷慨赴義者，比比皆是。
辛亥年4月的廣州黃花崗起義，是革命黨人在武昌起義前費心最多，花錢最多，也犧牲最多的一次起義。這場起義的過程，人們已經說得太多了。簡單地說，就是單兵作戰的溫生才斜次裏殺出來刺殺孚琦，使得清朝官方提高警惕，大肆搜捕黨人，因而破壞了起義計劃，原定的十路進攻變成四路，但倉促發動之時，隻有黃興率領的一路真的動了起來，原定的新軍和防營都沒有響應。起義失敗，是必然的。這場起義，革命黨人做了精心的籌劃和準備，籌了最多的錢，超過了十七萬，按當時的標準，足以武裝一個鎮的軍隊了。清朝官方也說，起義軍的槍械，比他們的還先進。但是，就是這樣一個起義，也隻動員了八百選鋒——從各省選出來的先鋒。真到發動之際，人不足四百，攻打督府的才百餘人，但也敢貿然發動。似乎在革命黨人看來，隻消他們動起來，就這點人也足以掃平偌大的廣州。廣州的老百姓，會跟著他們走，不跟著走，也不會幫清政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