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廷對於各地的態度，往往根據修路的成績而有所區別的：對江浙，最客氣，因為人家的鐵路修得差不多了；對兩湖和廣東，次之；對四川，最不客氣。
提到保路運動，曆史書上一般都沿襲孫中山的說法，說四川的保路運動是辛亥革命的先聲。不過，就事件的因果而言，雖然保路運動和武昌起義發生在同一年的前後腳，但兩者卻沒有直接關係。曆史書上說，由於保路運動的結果，一部分湖北新軍被調去彈壓，因而給武昌起義造成了便利。其實這也無從說起，因為入川的這部分新軍，也一樣得到革命黨人的滲透，並非頑固的巡防營，革命黨的人數，一點都不比留下的人少。但是，從大的政治氣候而論，保路運動的確跟辛亥武昌起義的成功有點關係。自1908年清廷的少年親貴上台以來，有諸多的倒行逆施，影響最大的，就是收權，一把地方權力收歸中央，二把漢人權力收歸滿人。而所謂的鐵路國有政策，就是這收權政策牽動麵最大的一個行動。原本發動立憲請願的漢人士紳，是要借立憲跟滿人進一步分權的，結果不僅沒有分到權，連已經有的人家還要拿走，一怒之下，憤而同情革命，不幫朝廷幫亂黨。從這個意義上說，保路運動跟辛亥武昌起義，是有關係的。
保路運動，其實不僅僅是四川的事。凡是修建或者正在準備修建鐵路的地方，都有保路這回事，比如粵漢鐵路涉及的兩湖和廣東，滬杭甬鐵路涉及的江浙。而且所有參與此事的士紳，都憤憤不平，十分火大，但相比較起來，四川人的火氣更大些。反過來，朝廷對川人似乎也更為苛刻。
川人修鐵路，始於川漢兩地督撫的動議。1903年，時任四川總督的錫良和湖廣總督的張之洞商定，修建川漢鐵路。鐵路沿長江自武漢而上，先修到重慶，然後再由重慶到成都。以宜昌為界，宜昌以上，由四川修，宜昌以下，由湖北負責。1904年，四川鐵路開始興辦，用募股的方式籌集資金。由於募股方式比較靈活，到1909年，四川已經籌集了一千餘萬兩，不僅士紳參股者眾多，就是販夫走卒也有入股的，由於相當的股份是以租股的方式征集，所以，不僅地主，就連一般農夫，也有股份。四川的袍哥頭麵人物，自然也少不了有份。而且，雖然四川鐵路名義上是商辦，但卻和地方政府有著千絲萬縷的聯係，籌集股本的時候，每個縣都借助官方的力量，甚至通過錢糧征收之際攤派。從這個意義上講，各省的路權，屬於典型的地方勢力範圍，自督撫以下的各級官員到大小士紳，都屬於一個利益共同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