譚延闓在去都督府的路上，是一路哭著去的。到了那裏，譚延闓半晌定下神來，才明白這些軍漢不是要他的命，而是要他做都督。
在民國，譚延闓是個人物。他在汪記國民政府做過政府主席，蔣記的國民政府，做過行政院長。雖然好像實權不在手裏［此老做什麽，實權似乎都不在手裏］，但畢竟是頂了天的大官，死後，要舉行國葬的。也真就國葬了，葬在中山陵，孫中山的旁邊，一個蔣介石一直想要卻最終求之不得的地方。
但是，譚延闓不是老同盟會員，作為一個大人物，革命的資格很淺。他跟國民黨的關係，跟孫中山的關係，始於辛亥革命。革命是他一生事業的轉折點，如果不是這場革命，他可能會是一個名紳，或者高官，抑或著名的書法家，但無論如何，不會跟革命扯上關係，不會涉及那麽多場的戰事，不會當罷督軍、司令、軍長，再當主席和行政院長。
其實，譚延闓的嶄露頭角，是在清末。譚延闓是個貴公子，父親譚鍾麟，做過清朝的陝甘、閩浙和兩廣總督。譚延闓是個遠近聞名的才子，少年得誌。十三歲中秀才，二十四歲得中清末最後一屆科舉的會元，即會試第一名，破了湖南的天荒。要不是西太後因年頭不利，刻意追求吉利，也許狀元就不一定是直隸的劉春霖，而是湖南的譚延闓了。但是就這個會元，也讓湖南人一時很是揚眉吐氣。晚清湘人很牛，但最牛的胡林翼、曾國藩和左宗棠，都不是科門高第，一直也沒有科門高第。一個譚延闓，把麵子挽回了許多。
譚延闓的父親，是個保守派。戊戌維新時，擁護維新的大吏不多，跳出來反對新政的封疆大吏也不多，但有他一個，在兩廣總督任上，首先裁撤新政事務。可是，兒子譚延闓卻是個趨新的人物。辛亥年，他是湖南諮議局的議長，是立憲派的領導人之一，給清政府添了不少麻煩。此前的立憲請願，他也是一個積極的推動者。不僅如此，湖南的諮議局，屬於當年最活躍的諮議局之一，搞得風生水起，每有舉動，全省為之矚目。因為加稅案，他跟巡撫官司打到資政院，而且取得了勝利。革命前，他跟革命黨沒有關係，但辛亥年巡撫餘誠格幾次要殺黨人，都為譚延闓所阻止。革命發生的時候，跟湖北的湯化龍一樣，譚延闓也對清政府失望到了極點，因此，盡管對革命黨人不明就裏，還是很配合，不僅出麵說服立憲派士紳接受焦達峰和陳作新，而且出任軍政府的軍政部長。隻是，在一個講究資曆的國度，焦達峰這樣在革命黨和社會上都藉藉無名的會黨好漢，在紳權特重的湖南，無論如何是無法立足的。即使焦達峰當了都督之後，沒有那樣的江湖做派，胡亂封官，天天擺席，他的都督也做不長，因為總有人不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