詹大悲與何海鳴在法庭上侃侃而談，把個法官駁得一愣一愣的。每次開庭，兩人都理直氣壯，報道中經常會出現兩人當庭“大怒”的字樣，反過來，法官倒是一點也怒不起來，唯唯諾諾。
說到武昌起義，必然要說到一樁文字獄，這就是《大江報》案。《大江報》有個“大”字，實際上是一個小報，原來叫《大江白話報》，後來因報道漢口黃包車夫吳一狗案，敢於直言，成了氣候［1910年底，黃包車夫吳一狗在漢口英租界暴斃，民眾懷疑被英人所虐，聚眾示威，結果遭到英軍開槍射擊，打死打傷多人。民眾被激怒，華洋對立嚴重。事發後，張彪派軍警彈壓，大失民心］，但是規模依然不大，總編輯加編輯兼記者，攏共才兩人，一個詹大悲，一個何海鳴。這兩位都是近代曆史上特別出名的革命黨人和報人：前者一直激進，1927年大革命失敗，這個老資格的國民黨元老，居然被國民黨桂係清黨時給殺掉；後者在二次革命時，扮演了一個武人的角色，在南京的抵抗中很是出了回風頭，後來就頹廢，變成蝴蝶鴛鴦派文人，在貧病交加中死去。
不過，在《大江報》案發之前，這兩人的名頭還不怎樣響。做報人，當年首選上海，其次才輪得到北京。武漢報業不發達，不管怎樣敢言，也無非是茶杯裏的風暴，外麵不大理會的。譏諷時政，是當年革命黨人辦報的一個特點。《大江報》碰過初上任的端方，惹過新軍統製張彪，讓總督瑞澂也不很愉快，姿態也一點不低調，報館從總編、編輯到會計並門房，都沒有辮子。可是，曆任當政者都忍了，真正讓《大江報》倒黴的，是兩篇不長的短文時評。一篇是何海鳴寫的《亡中國者和平也》，一篇是黃侃寫的《大亂者，救中國之妙藥也》。特別是後一篇，雖然僅僅不足三百字，但光一個標題，就嚇煞個人，分明是在鼓吹革命造反。黃侃後來成了國學大師，很是守舊，但在當時，卻是一個激進得不得了的新軍士兵。這篇文字，據說是他在跟詹大悲喝酒，酒酣耳熱之際，一揮而就的。當時雖然報禁已開，但這樣的言論，明擺著是“煽動禍亂”，沒法讓當局無動於衷。當然，即便如此，實情也可能如當時的輿論所說，《大江報》無非是平時零碎得罪了當道，此時被借這兩篇過激言論開刀罷了。不過如果真的是這樣，湖北的地方官在挨罵的時候不敢動作，非得抓住把柄才能處罰報人，說明這些地方官還是講規矩的。此前［1910年初］陳夔龍做總督時，《武漢新報》主編張漢傑撰文譏諷了他，就被逮捕下獄，有黎元洪為之緩頰，還被判了一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