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來說，比較會造勢的一方，電報戰打贏了，日後的槍炮戰，也大多沒問題，反之亦然。
自打有了媒體，媒體在政治中會起到某種很奇妙的作用。中國進入傳媒時代，是20世紀初，清朝的新政時期。朝廷逐漸開放報禁，使得媒體一天天活躍起來，逐漸地不再需要托庇於租界，也敢放言無忌。即便是革命黨人，隻要有銀子，也可以改頭換麵，大辦報紙，甚至在北京的天子腳下，辦報暗中宣傳革命。被發現了，關了門，再辦一家就是。辛亥革命武昌起義爆發後，原本就人心浮動，蔭昌出征，盛宣懷送行，囑托他千萬保護漢陽鐵廠，保護好了有賞。蔭昌回答說，你就準備好錢就是了。結果被記者聽去，解釋成軍餉不繼，導致銀行發生擠兌。多數的報紙都傾向革命，所以，在輿論鼓吹和氣氛渲染上，往往對革命起了推波助瀾的作用。有意無意地，革命黨方麵的勝利，就誇大，失利則掩飾。各地的響應與**，有與沒有，但說就是有。弄得滿城風雨，舉國狼煙，害得整個朝廷，風聲鶴唳，人心惶惶。達官貴人，紛紛往天津租界跑。當時的當政者，多為少不更事的滿人親貴，缺乏政治經驗，更沒有應付傳媒的經驗，當家人自己就不知道如何辨別消息的真偽。所以，在媒體有意［有革命黨人製造］和無意的“新聞戰”麵前，驚慌失措，進退失據。先是被革命黨推著走，然後又掉進了袁世凱的陷阱，乖乖地交出了政權。
當時的“新聞戰”，有一部分肯定是革命黨或者同情革命的人發動的。一個很有效的戰術，就是誇大其詞，把螞蟻說成大象，把芝麻說成西瓜。真的假的，攪和到一塊兒，令人真假難辨。當然，也有性急的，幹脆直接造謠，憑空製造一個假消息，以期引發朝廷方麵的混亂。
革命當口，世界的通訊，還處於有線電報時代。清朝在各大城市之間，架設了電報線，便於政令和軍令的傳遞。官方的電報局，主要任務是傳遞官電，但有空閑的時候，也拍發些民用的電報，借以掙點錢花。當時以上海報業最為發達，但北京卻是政治的中心，所以先是西文報紙在北京設通訊員，把每日的最新消息，用電報傳到上海。後來，幾家大的中文報紙，也紛紛效法，在北京設通訊員，每日打聽點消息，就到電報局拍發專電［有些通訊員，幹脆就是朝廷的官員暗中兼的］。有些沒錢幹這事的報紙，包括一些革命黨人辦的“窮報”，也有自己的辦法，則幹脆關起門來編專電。據說，憑著政治嗅覺，有時還真編得挺像真的。當時的香港，比起上海來，還是個小地方，傳媒不發達，最大的華文報紙，就是名士王韜任過職的《循環報》。香港報紙報道中國大陸的消息，也得靠專電。當時香港隻與上海有電報線的連通，所以，《循環報》就在上海安了一個通訊員，每月發幾十元工資，專門給他們拍發專電，至於北京的消息，隻能靠這個通訊員去跟別的報紙駐北京的人通融，或者從別的報紙那裏蹭點來。而香港別的華文報紙，再從《循環報》那裏買專電。好在這些小報，涉及大陸的消息不多，這樣也就可以對付了。